康熙年间残酷的“禁海令”

    广东中山市旧称香山县，香山县辖下有一个黄粱都。“都”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基层区划，比乡小，比村大，每个“都”包括几百户，由相邻的若干个村组成。面积稍大的“都”，相当于现在的“镇”，黄粱都者，黄粱镇是也。目前这个镇已不复存在。

    根据道光年间修撰的《香山县志》，公元1662年，也就是康熙刚刚即位的那一年，黄粱都发生了一场血案：一个名叫班际盛的清兵军官，领兵进驻黄粱都，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见人就杀，当地百姓不分男女老幼，被这帮土匪官兵像砍瓜切菜一样屠戮殆尽。

    清兵屠杀无辜百姓，史不绝书。康熙元年，清朝统治已经稳固，剃发易服已经完结，三藩还没有作乱，天地会、小刀会和太平军还没有萌生，清军为什么屠杀老百姓呢？

    起因是一场大规模的“强制拆迁”。

    清廷恐慌

    康熙即位之时，南明小朝廷虽然已经覆亡，但是东南海岛尚未完全统一，郑成功的后代、部下和朱氏子孙雄踞台湾，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

    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自封“招讨大元帅”，统领十八万大军，水陆并进，攻入江南，不但将南京城围得水泄不通，而且势如破竹地收复了三十多个州县，致使满清朝野震动，恐慌不安。

    清廷分析郑家军得势的原因，一是得民心之助，二是得沿海之便。早在郑成功尚未收复台湾之时，仅靠金门和厦门这两个弹丸之地，就能挡住清朝举国之力，除了英勇善战之外，更因为沿海人民将粮饷和制造武器的原料源源不断地供应给他；后来收复台湾，一边与日本及东南亚各岛国做生意，一边与沿海人民做生意，甚至还跟驻守东南的清兵做生意，所以才能拥有非常丰厚的物力、财力和兵力，得以与清廷相抗衡。

    要想打败郑家军，必须切断沿海通往台湾的物资通道。顺治十三年（1656年），郑成功的老部下黄梧投降清军，他给清廷献上的计策是：将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四省的居民内迁，沿海三十里内不许有一人居住，不许有片板下海，如此坚持半年，即可让郑家军队不攻自破。

    清廷采纳了黄梧的计策，凌迟了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掘毁了郑成功的祖坟，烧毁了沿海四省的船只，将四省居民强制内迁三十里。

    但是，内迁政策最开始并没有执行彻底，只有福建一省内迁，山东、浙江和广东的地方官都迫于民怨沸腾，没有真正实施。

    火光熊熊

    顺治十八年（1661年）秋天，由于郑成功大举“入侵”，清军失利，清政府开始制定规模更大同时也更为严厉的内迁政策。从这年九月起，清廷派出钦差大臣，分别到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严格监督“禁海令”的实施，沿海以三十里为限（有的地方以五十里为限），所有百姓一律内迁，所有田地一律撂荒，所有船只一律烧掉。

    这年冬天，沿海各省火光熊熊，民房被烧，渔船被烧，老百姓拖家带口、哭天喊地、络绎不绝地搬家。他们原来的住处没了，有的成为兵营，有的被挖成两丈多宽、两丈多深的壕沟，临沟还筑起了四尺厚、八尺高的防御工事。在广东沿海，每隔五里设一个炮台，每隔三十里设一处军营。

    康熙即位时，郑家军队退守台湾，暂时放弃了收复大陆的战略计划。那些已经内迁的百姓，有的因为无田可耕，有的因为无房可住，有的因为思念故里，有的因为不适应内陆的农耕生活，偷偷地越过城墙和壕沟，在原来的住处重建家园。

    清廷得知内迁居民重返沿海，大为震怒，再次派出钦差视察各地，敦促地方重新强拆。当时平南王尚可喜部下有一个左翼总兵班际盛，奉命逼赶香山县居民内迁。香山县黄粱都地处山区，沟壑纵横，一些不愿搬家的老百姓偷偷藏进山沟。班际盛为了把这些居民赶出来，假造了一纸公文：“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乡亲们放心吧，你们不要躲藏了，只要去报个到，点点名，就会把你们放回去，继续过你们的好日子。

    黄粱都百姓信以为真，奔走相告，主动去班际盛的军营里报名。此时班际盛早已准备好了刀斧手，百姓一进营门，就被砍掉脑袋，凡是进去报名的，没有一个活着走出来。

    杀完了这些受骗的百姓，班际盛担心其他百姓得知真相，上报官府，影响自己的前程，于是又纵兵大掠，将剩余居民屠杀干净，让士兵运走他们的财产，最后放火烧村。

    屠杀拒迁者

    广东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一书中如此评价康熙年间因为强制沿海居民内迁而造成的惨案：

    “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赀携累，仓卒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

    屈大均说，因为拒迁被杀的居民大约有几十万，死在搬迁途中的大约也有几十万，百姓搬迁后，官府在沿海划定界线，不让任何人走出界外，因为触犯禁令而被杀死的又有不知道多少万人。

    （《羊城晚报》3.26 李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