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员的阴谋

    ■马俊杰

    中国人的事归根结底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办，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一个硬道理。

    1879年冬天，李鸿章有意让英国人琅威理来华工作，遭到英国方面的阻挠。英国政客、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一反常态地主动张罗起琅威理的来华事宜。1882年4月8日，赫德在给海关外籍官员金登干的信中清楚地表明了他力推琅威理的目的：“希望你促使海军部同意把琅威理为中国政府工作，要是琅威理不来，中国海军将完全落入德国人或美国人之手。”金登干接到赫德的电报后，通过游说，使英国海军部终于同意将琅威理派赴中国工作。不久，李鸿章在天津会见了琅威理，与琅威理签订了合同，协议他出任“总查”。

    赫德、金登干的目的只有两个字——控制。在这个阴谋中，虽然琅威理是被动的受命者，但在北洋海军供职期间，他也暴露出了有意争夺地位和权力的西方殖民者本性。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

    “撤旗事件”发生于1890年。这年3月，北洋舰队奉命南巡，丁汝昌率舰队驻泊香港。在港期间，丁汝昌率“致远”“济远”“经远”“来远”四艘军舰赴南海一带操巡，离开香港二十多天。按照北洋海军规定，舰队平时升旗应升最高将领旗，丁汝昌在舰队时毫无疑问应该升提督旗，提督不在舰队时，应升次级将领旗，即总兵旗。丁汝昌离港后，旗舰“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按规定升起了总兵旗。可是，这一举动引起了琅威理的不满。琅威理认为，早在1886年6月，清政府就已经明确赏给他提督衔，尽管在发号施令方面他不能与丁汝昌平起平坐，但在官职上，他应该与丁汝昌是相同的，丁汝昌不在，自己还在，舰队理应继续悬挂提督旗，刘步蟾改升总兵旗显然是无视自己的存在，是不妥的做法。

    刘步蟾对琅威理的看法并不赞同，他强调，自己这样做是有根据的，按照《北洋海军章程》规定，北洋海军只有一个提督，并无两个提督之说。琅威理不服，遂于1890年3月6日致电李鸿章询问，希望得到李鸿章的支持。他说：“丁提督离军时，琅威理应升何旗？”李鸿章没有弄清事情的原委，对琅威理的询问不解其意，便于第二天打电报给林泰曾，向林说明：“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很显然，李鸿章既没有建议升提督旗，也没有建议升总兵旗，而是提出临时制作“四色长方旗”，这说明李鸿章把琅威理放在了既区别于提督，又区别于总兵的位置上，这让琅威理有些失望。5月，北洋舰队南巡任务结束，返回威海，琅威理迫不及待地赶赴天津面谒李鸿章。李鸿章此时已完全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认为按刘步蟾的意见升总兵旗是对的。这让琅威理深感受到了轻侮，愤然提出辞呈。李鸿章漠然处之，未加挽留。

    “撤旗事件”很快惊动了英国政府。8月19日，驻英公使薛福成给李鸿章发来电报，他说，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英国有可能把所有在华的英员全部撤回国内。李鸿章在回电中明确说出了他拒绝琅威理的理由，并指示薛福成：“琅威理要请放实缺提督，未允，即自辞退。向不能受此要挟，外部等或未深知，望转达。似与邦交无涉。”11月27日，薛福成遵照李鸿章的指示复照英国外交部，对琅威理的辞职做出解释：“琅威理请派水师实缺以代虚缺，若不准给，定须告退。查此项实职给与外国官员实属尚来所未有，是以未能答允，只得准其告退。”

    李鸿章处理“撤旗事件”的态度表明，他对西方列强攫取北洋海军控制权保持了高度警惕。

    赫德对琅威理的辞职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早在1888年1月，他就担心琅威理辞职会坏了他的大事，他提醒金登干，“琅威理谈辞职，海军的大权很有可能从英国人手中失去”。这次，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他责怪琅威理的鲁莽打乱了他精心筹划的“策略”。1890年10月12日，他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琅威理的辞职未免‘操之过急’了，他是宁要个性而不要策略。”但他已无力挽回。

    （《重读北洋海军》山东画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