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庙堂与江湖

    与絮絮叨叨的外婆不同，外公身上散发着不易接近的气息。儿孙欢聚的时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房里敲敲打打，就是坐在沙发的一角看新闻，同众人保持着一些距离。

    外公在场时，空气似乎格外紧绷。他走路时总是背着手，用力支撑拱起的背，一只脚在地上费劲地拖动。坐在藤椅上读书看报时，外公常拧着眉抿着嘴。他的话不多，一开口却常令周遭气氛瞬间石化。

    亲朋在饭桌上推杯换盏相互恭维之际，外公会冷冷地冒出一句，“孔子弟子三千，能人七十二，不管承认不承认，人才永远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庸才。”家人劝他说话不要太直，他扔出一句，“拐弯抹角的那套我学不会，现在好多人只爱听好话，良药苦口，病入膏肓不吃苦药不行。”

    外婆对此无可奈何。她嘟哝着向我抱怨，外公身上的零件都老化了，嘴却和年轻时一样锋利。

    家里人不爱听外公讲话，但我是他忠实的听众。只有我俩在时，外公会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他读过的书，聊历史，解释他知晓的科学原理和乐理。时间的洪流里，众多细节已被湮没。唯有一张普通的烟纸壳在记忆中格外晃眼。

    那天，我和外公坐在阴冷的平房里，外公摇头晃脑地陷入了沉思中。他掏出一张废旧的烟纸壳，用圆珠笔竖着写下两行小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外公严肃地对我说，“你要记住这两句话。”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直到今年过年，成为记者的我决定采访外公，才稍微体会了些外公垂暮之年的心境。人生的起起落落，让他在庙堂与江湖间浮沉。或因时代多舛，或因个性使然，外公最终归于乡野。

    外公的求学之路颇为坎坷。他生于湖南宁乡，他的父亲曾上过黄埔军校，在国民党军中当过小官。外公幼时懵懂，因在姨妈家寄读受气，四年级时罢学从农。解放后，干了四五年农活的外公，下决心重拾书本。

    外公有色盲，为了通过初中入学体检，他设法搞到了测试色盲的小册子，一页一页背下了所有内容。以91分的平均成绩初中毕业后，外公志愿填的是免学费包分配的中专，寄来的通知书上却写着湘潭一中几个大字。外公不服，一封信寄到湘潭地区招生办，强烈抗议录取安排。后来，另一封通知书悄然而至，外公被调录至机械工业部直属的湘潭电机制造学校。

    到学校报到后，入学体检再一次卡住了外公。这次没弄到色盲册子，体检没过，学校让他回家。外公赖着死活不肯走。领导最终没拗过他。

    四年中专的后两年，外公和同学被安排去了天津一家化学研究所。当时正值大跃进，学生除了学习，还要花大量时间在车间做工。外公对此不满，带头号召大家罢工，专注学业。

    “我这个人很有一点反抗精神。”忆起学生时代的往事，外公爬满老年斑的脸上突然溢满血色。

    他的人生没按有为青年的剧本行进。他被分配至湖南省物资局机电公司，却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每月25斤的口粮无法满足外公的需求。饥饿难忍的外公，主动申请精简下放，来到300公里外的湖北荒湖农场，放弃了十几年学业换来的干部身份。

    外公的妈妈挨饿成疾，被接到农场时，已经太迟了。半年后，她在外公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文革”时期，外公的父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直到去世，平反通知书才寄来。

    外公的后半生有些乏善可陈。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他在农场默默无闻地种地。直到村里办起高中，教师难觅，外公才登上讲台，后来成了教导主任。十几年后，随着村子衰败，高中被撤，他变成了初中老师。再后来，初中也没了，他成了小学老师。故事的最后，村小的学生也变得稀稀拉拉，外公外婆双教师的职位只能保一个，外公放弃了教书，在学校里开起小卖部，卖辣条和冰棍。

    外公没成为体面的工程师，但他一辈子在漏雨的老房子里修修补补，按照自己的心意改造家电。即便不久前搬入舅舅买下的新房中，外公的飘窗上还是搁着一大堆自制工具，舅妈担忧着，电焊声迟早会响起。

    飘窗上还搁着一摞发黄的书籍，里面夹着一本掉了皮的《现代汉语辞典》，那是某个孙儿上学时留下的。查阅目录没了，外公找来一个练习簿，工工整整抄下了所有部首目录。在练习簿最后一页，外公留下一小段话：“此目录补缺共五千八百多字，计历时四十多天实耗吾一番心血。望使用它时要十分珍惜，希能通过它充实自己的知识。黄翁述。”

    外公的晚年时光常在医院度过。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废弃电线，外公用剪刀一根根剥去外面的橡胶皮，结果把手弄伤，在医院住了半月。三年前，他从一架不稳的梯子上摔下，坐了两年多轮椅。

    他依然和时间较着劲。即便大雪纷扬，筋骨尚未恢复，外公仍会不顾儿女反对，摇着轮椅出门“锻炼”。外婆拿他无法，苦笑着向我重复外公常教育她的口头禅：“要学雄鹰，展翅高飞，不畏风雨，与天斗，与地斗。”

    （《中国青年报》2.28 郭路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