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没有平常人

    当一幅古雅悠淡的中国画中，出现了如下这些人物：头大如斗的孩童，丑陋的仕女，面目呆滞的男人……观画者定会生出一丝不适之感。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动荡，道德溃散，在画家陈洪绶的笔底，这些扭曲变形的人物，寄寓着他的愁苦与郁愤。

    尽管后来被称为“畸人狂士”，陈洪绶的前半生却过得热闹非凡。他一出道即享大名。4岁那年，他将桌椅叠高，爬上去，在新刷的白墙上画了一幅十尺高的关羽像，惊得家中长辈在画像前连连下拜。10岁时，他拜著名画家孙杕、蓝瑛为师。孙杕看了他的画惊叹：“使斯人画成，（吴）道子、（赵）子昂均当北面，我辈尚敢措笔乎？”蓝瑛自叹不如，再不作人物画。

    陈洪绶的画名越来越大，脾性也越来越古怪。官家贵族捧着银子来求画，他不予理睬，地方上的督学也吃了闭门羹。但只要有酒、有女人，他就会欣然提笔。他时常出入酒肆红楼，酒酣兴至之时，不仅为歌伎作画，即使贩夫走卒乃至垂髻小儿，他都有求必应。尽管画画给他带来了不少声名，但陈洪绶明白，那只是遣兴的小道，仕进用世才是终身志业。

    崇祯九年（1636年），陈洪绶画了一幅《杨升庵簪花图》。画中头戴鲜花的男子就是杨慎杨升庵，他在嘉靖时充经筵讲官（皇帝之师），因坚持正义，被流放到云南，从37岁一直到72岁病死于贬所。他在泸州，曾因醉酒，用白粉涂面，头作双髻，插花其上，学生们抬着他，请女伎奉觞，游行于街市之上。陈洪绶的失意和狂放颇类杨升庵，所以，他才画了这样一幅画。

    但那时，陈洪绶对功名还未死心，他想起了另一条路——国子监。国子监是皇家的教育机构和最高学府，自代宗景泰四年（1453年），因国家财力不足，准许生员纳粟（交钱）入监。崇祯十二年（1639年），陈洪绶把多年卖画攒下的钱全部带在身上，来到京城，寻找入国子监的门路。

    1642年对风雨飘摇的大明帝国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一年。这一年，陈洪绶终于成了国子监一名在籍的太学生。他本想干一番大事业，可皇上看重的只是他的画名。在京城的几年，陈洪绶眼见朝纲弛毁已无力回天，士人为己而不为国，在悲愤中辞官南归。就在陈洪绶回到家乡的第二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于景山自缢，大明王朝覆亡。接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满人入主中原。福王朱由崧逃到南京，在马士英等人的拥护下，建立南明小朝廷，在东林党和阉党残余的内耗中苟延残喘。有人劝陈洪绶去南明应科举，被他断然拒绝。血飘江南，往日师友或以死明志，或投入抗清大业，陈洪绶为自己的苟活而自责。他躲到了云门寺，落发为僧，号“悔僧”。

    云门寺为僧一年又三个月，陈洪绶又返回俗世，以卖画为生。追忆江南岁月的繁华静好，成了陈洪绶画作的主题。花卉、文玩、女人以及各种珍异物品，充满他的画卷，一展开，就仿佛同到了过去的太平光景。在另外一些画作里，他开始“惊心骇目”地变形：一朵小花可以高过参天大树；少女变成了比例失调的怪物；玩耍的孩童比佛像还大。还有那些奇丑无比的观音、寿星，不合比例的身体、硕大的面部、古怪的神情……平淡的风格在这里没有了立足的地方，代之而起的是幽冷、荒僻、空幻与追问。

    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过后，在杭州卖画的陈洪绶，带着一大家人回到绍兴，每日与少年时代的朋友玩乐。一日，他在床上忽然无法起身，妻子和儿子急得大哭。他不耐烦地告诉他们别再号哭，然后喃喃地念着佛号，闭目而逝。

    （《环球人物》2018年第3期 许晓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