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表彰“杰出人物”

    历朝历代都不乏杰出的人物，朝廷会通过建阁、塑像、下诏等方式进行表彰，另一方面，老百姓还会给受他们爱戴的“杰出人物”编歌谣、赠送荣誉称号等方式，表达尊敬之情。

    最高的奖赏

    在古代，对于“杰出人物”来说，最高的奖赏莫不来自皇帝。皇帝予以表彰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在官员和民众中产生良好效应。其中，最直接的奖赏是下诏表彰。明代永乐年间汶上知县史诚祖，因为“为政治平宽简”，廉洁勤政，而且在断案时比较公平，对待百姓更是宽厚仁慈，使得老百姓们迅速从战乱中恢复生产，保持了地方的繁荣稳定，史诚祖被朝廷评定为治行第一。明成祖朱棣向全国下发诏书，表彰他的突出政绩，另外还赏赐他御酒一坛，金纱衣一件，钱钞千贯。

    除了诏书奖赏，更高级的赏赐就是建阁塑像。唐代时，唐太宗为表彰功臣而建筑了凌烟阁，又命令当时的大画家阎立本在凌烟阁内绘制包括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魏征、尉迟敬德等在内的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最后由当时的大书法家褚遂良题字，流传后世。宋代如法炮制，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刻赵普、曹彬、潘美、王旦等二十四位功臣神像于昭勋阁。

    对于部分“楷模”而言，生前得不到嘉奖，在去世后，因为其突出的贡献受到皇帝的表彰，对于这些人的家族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东汉时期的渔阳太守张堪，文武兼备，在军事上，打得北部匈奴不敢入犯，经济上创造性的落实了光武帝刘秀的休养生息的国策，出现了史学家称为的“渔阳惠政”。张堪不幸病逝后，刘秀为他深深地哀悼，亲自颁发诏书，褒扬他的功绩，并赏赐布帛一百匹，以张扬他的光辉业绩。

    宋代的名臣王旦，历任参知政事、宰相，他虽身居高官，但为官始终是清正廉明。作为国家的栋梁，王旦去世后，宋仁宗亲自为他撰写了“全德元老之碑”的碑额。同时代的名臣范仲淹坚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信条，一心为国为民办实事。范仲淹去世后，宋仁宗追加范公为兵部尚书，亲书褒贤之碑，还安排欧阳修为他撰写碑文。

    百姓的歌谣

    除了皇帝的嘉奖，老百姓还会写歌谣、请求留任等方式表达他们对“杰出人物”的敬意。西汉时期的召信臣以及东汉时期的杜诗，都做过河南南阳的太守，而且两人都实行善政，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因此南阳人送给他们这样的美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后来的“父母官”一词，就是从这里演绎而来的。“召父杜母”也作为成语流传下来。

    东汉名臣种暠先任益州刺史，颇有德政，后来凉州羌人发生骚动，朝廷便任命种暠为凉州刺史，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住了羌人，发展了生产，很得百姓欢心。后来种暠被征召升迁时，百姓都到朝廷请求留下种暠。执政的梁太后叹息说：“没有听说哪个刺史得人心有到这个地步的。”于是批准了他们的请求。种暠又留任一年后，升汉阳太守，戎夷的男女将他送至汉阳郡境里，种暠向他们作揖致谢，大家才返回。

    明代况钟主政苏州时，为政廉明，务实爱民，深得百姓爱戴。治理苏州10年任满，照例应该上调朝廷任职，可是苏州府的士民张翰等一万三千人联名上书，恳请况钟连任，最后，明英宗朱祁镇不得不准奏。人们为此还有歌谣“况青天，朝命宣。早归来，在明年。”

    明代李信圭，洪熙年间初为清河知县（今江苏淮阴）。上任后，他一边整顿民风，一面上书朝廷，请免一切防农之务，当地才渐渐有了农桑的条件。正当清河景况稍缓之时，不想又遭大旱，饥民遍野。李信圭奔走于上官，请放贷济，减缓征派。除了旱灾之外，当地还常遭受淮水的涝灾，每逢此时，李信圭察访民情，请求救济。他家中老母中风在床，李信圭白天忙政务，晚上侍奉老母，为清河吏民做出了表率。后朝廷决定擢升他为蕲州知州，而清河百姓闻讯，出动了五百多人赴京上书乞留，朝廷看到李信圭如此得民心，就授予他知州之职，仍留清河县事，李信圭在清河呆了二十二年。

    流传后世

    还有一种嘉奖方式，就是通过地方志将其德政记入史册。清代时，江苏常熟知县于宗尧，上任后大刀阔斧，从整治吏治入手，使那些久混于官场的圆滑官员，无法浑水摸鱼，不得不打起精神为百姓办事。他也因此而得到了百姓的信任。当时常熟最大的弊端是漕运。经过他的多方努力，这个长期困扰常熟百姓的漕政弊端终于在于宗尧上任后仅三个月就终止了。后人在修地方志时特意记下了于宗尧的这一德政，称赞说：“漕事不为民困，自宗尧始。”然而于宗尧自己却因积劳成疾，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病故在任上，年仅23岁。消息传出后，老百姓纷纷捐资为其治丧，就连在此做生意的小商贩也“争投一钱”。于宗尧家人也将其葬于常熟县的虞山南麓。人们在墓前的神道立一大碑，上题“万民留葬”四个大字。百姓还为他建祠堂，撰写传记，流传后世。

    (《北京晚报》2.6 刘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