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乡贤变村霸

    近期国家部署了“扫黑扫恶”专项行动，这项行动在农村具体体现在打击以“村霸”为代表的恶势力犯罪。村霸迭生与我国二元社会经济系统有关。

    如果村霸就是明火执仗、舞枪弄棒的那种，倒不是太麻烦的事。真正难以忖度、且在实践中不好应对的是颜色不显、形象模糊的那一类乡村权威人物。

    不妨设问，《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恶霸还是乡贤？在传统农业文明时代，他大略算是乡贤；若在工业文明时代，他则有演化为村霸的可能。他在乡里维护礼教，同时也发展公益事业，在行使“皇权”代理职能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乡民利益，这是传统农业文明时代比较标准的乡贤范式。

    白嘉轩干预已经萌生的乡民自由，竭力维护已经摇摇欲坠的礼教传统，控制村庄经济活动，若放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合时宜。如若村庄受市场经济冲击，出现了新的致富机会，资源分配秩序需要重新调整，他在家族核心成员的压力之下，利用自己的权势得到正式制度的重要岗位，并集中关照少数人利益，打压异己，就与村霸无异。

    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假想中的乡贤与村霸即使放在当今时代，也不好简单区别。

    传统农业文明之下，特别在人口密度很高的情况下，村庄是一个贫穷的社会单元。贫穷居民大多具有依附性，即在个人与宗法领袖的价值判断及利益诉求发生冲突时，个人会服从宗法领袖。只要村庄保持一定的封闭性，现代要素不进来，官方腐败及匪患也没有渗透，这些宗法领袖就可以把乡贤一直做下去。

    现代乡贤可以有，且可以与村霸势如水火，但前提是乡村社会结构发生积极变化。一是农民要富裕起来。生活富裕是减少依附性、向往自由的基础。为此要促进农村开放，给农民绝大的职业自由选择空间，使留在农村的农民成为收入比较高的专业农户。特别要让穷人生活在城市，而不是苟活于乡村。

    二是要推进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与盈利性经济活动相分离，坚决打破村庄一级的“政社合一”体制，让村干部依法只管公共事务，将发展经济事务交给农户或其自愿结成的组织。这个办法会让乡村干部的“权力含金量”大幅减小，对于防止隐蔽村霸产生有釜底抽薪之效。

    三是乡村自治体的设置要到合适层次，最好设在自然村或现在的村民小组层次上。这样做有利于将真正起作用的乡村精英更好地被吸收于主流社会之中，减少他们被边缘化的感觉。很多地方的经验证明，这个做法相当有效，中央也做了试点推广部署。

    （《新京报》2.5 党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