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冬”的日子

    昔日北大荒人，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家，最原始的过冬习惯是“猫冬”度日。

    年迈的姥姥，孤身一人带着两个幼童，一年又一年的冬天，熬在北大荒冰雪的魔窟里，是多么不容易！小时熬冬，我们“猫”在自己衣服的厚棉团中，棉衣是贴身的第一道保温“防护墙”。她尽量加厚我们的棉衣，絮棉衣很讲究，挨着棉裤面絮旧棉花，旧棉花是从旧棉衣中拆出来的，说不清用了多少年。这旧棉花，要用拇指和食指一起擖哧成厚薄很匀的棉片，摞起来备用。旧棉絮被压实，空隙小，自然挡风。挨着棉裤里子，絮的是新棉花，又暄又软又暖。新棉花絮前同样先打成棉片。

    姥姥里三层外三层地絮，絮均匀后在后裆和膝盖部分多絮两层。棉袄也如此，本已絮得很厚，但在后背仍要多絮点，管它罗锅不罗锅的。她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十层单也不如一层棉，多絮一层棉，顶上十层单。”

    这样，穿上棉衣，整个人就是个“棉球”，刚穿上那些天，胳膊腿儿打弯很不灵活，走起路来像笨熊。

    到户外必戴狗皮帽子，帽耳一定要耷拉下来，为了保护脸和下颚，还要系上帽带，也一定要戴上棉套袖或手闷子。穿棉鞋尤其重要，所说棉鞋，就是到城里买的草编鞋，买回后自己用布把里外都包上，鞋底用猪皮包，不仅保暖也耐磨。绝不能穿线袜子，而是手工缝制的棉袜，两层布中夹着薄薄的棉花，按袜样缝的。

    即便“猫”在棉团里，武装到牙齿，也说不清在什么具体情形下，被冻伤了。我的手背、脚背、耳垂、鼻尖，无数次被冻伤过，这对小孩子是司空见惯的事。

    寒冬的小北风，很少停下来。松花江形成的大平原，一马平川，只要你是逆风而行，就有刀子刮脸的痛感。小风只扫了几分钟，有了点痛感之后，就开始红肿。一到这时，姥姥就焐着我的手，又揉又搓，没两日，红的地方就有青紫点，慢慢开始发炎流水。她总是一边心疼地唠叨“怎么忘了戴手闷子”，一边点上香烧，把刚掉下的香灰捏起来，敷在破皮流水的伤口上。她一定要刚燃烧的香灰，说这不能感染。最后在伤口部位缠上布条，再三嘱咐不能沾水。没几天，又光又亮的手背消肿了，伤处也长出新皮，很痒。那紫红色伤口，要经过三伏天，颜色才恢复正常。但下一个冬天，如果手冻了发炎，肯定还是在这个位置。

    进入冬腊月，呼啸的西北风刮来，便飕飕地往屋里钻。每到这时，姥姥就在窗户纸上找小孔，并自言自语：“针大的窟窿斗大的风”“窗纸无窟窿也透风”。

    找不到明显的小孔，她就把手贴在窗纸上感觉。粗糙的窗纸，刷了油之后自然变紧，纸上的凹处就拉得更薄。所以，她每查一次，窗纸上就会留下几个小补丁。每到冬天，窗纸上都有无数的小补丁，弄得窗户像个衣衫褴褛的乞丐立在面前。

    夜里窗纸和玻璃上形成厚厚霜花。没入三九天，玻璃上的霜花半透明，花纹十分清晰，美极了，有如天上多变的云，你看它像啥就是啥。屋内烧火一升温，没等太阳光临，霜花就化了。入三九后，可就不行了。姥姥分给我的活是每天早上用扫帚扫霜花。我一手端着簸箕接着，一手拿着小笤帚轻轻地扫。先扫窗纸上的，后扫下面玻璃上的。玻璃上的霜花扫后还要用稍有点温度的抹布擦，尽量露出玻璃原形，这很难，有时边擦边形成透明的霜花。孩童时的我望着千姿百态的霜花，充满着奇幻的想象，有些图案我不忍心抹掉。如果不擦干净，室内温度升高，窗台上就开始积水，窗台上汪的水，太阳一下去，到夜里很快就会结成冰茬并冻成实冰。

    第二天起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菜刀根砍窗台上的冰，赶在太阳照过来时收拾干净，同时还要收拾昨晚凝成的霜花，不能任凭它往下流。年复一年的冬天里，我要日复一日地收拾霜花。

    到夜里，人们只能“猫”在被窝里。

    睡前，要把窗外的草帘子拉下来，同窗台接触的部分，必用备好的石块或砖头压住，才能更挡风。窗内双重布的窗帘拉好，同样用木板把帘子底部压严，才能少透风。睡前，要早早焐被窝，把被褥铺在热炕上温着，这样躺下睡时才不至于哆哆嗦嗦的。

    睡在炕头上，也要戴帽子，特别是后半夜会冻醒的。我喜欢把头缩进被窝里，整个身体也缩成个团。上小学前的那些个冬天，我常钻在姥姥的被窝里，为此她把被子加宽了一半。我们总是先躺下，她这掖掖，那拽拽，还把我们脱下的棉衣通通都压到被上，一个劲问“冷不冷”。吹了灯，她还盘腿坐着，常跟我们说明天的活，她哪里知道我们的头碰到枕头，很快就进入梦乡了，她思虑的事，我们很少能替她分忧。

    （《姥姥的遗产》中国青年出版社 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