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笔是我的生命之本

    提起湖笔，我怀有一种无比亲切的感情。可以说，湖笔是我的生命之本，没有湖笔也就没有我。因为，我是湖州人，祖上都是做笔的，先母是水盆工，先父则是择笔工。我是父母用从事湖笔生产的微薄收入养大的。

    记得那年我去东瀛访学，作完学术讲演后日本人请吃饭，欢声笑语，觥筹交错。有朋友提起中国湖笔比日产毛笔好用，我就自豪地说，我父母就是湖笔工人，我故乡就是湖笔的发源地。一位日本朋友发问：“那陈先生您怎么生在上海呢？”我沉默了，然后决定还是告诉他们：“善琏，中国江南湖州一个美丽安宁的水乡小镇，那里自古家家户户都做毛笔。可是那一年，日本侵略军打到了那里，烧杀抢掠，我家祖屋也被焚，我父母历经苦难，徒步逃到上海……”于是举桌无语多时，那位朋友轻声说：“对不起……”

    我父母乱世逃难到沪，后在贫民区草草成家，相依为命。母亲继续在家为在沪同乡的制作坊做外包水盆工，父亲陈宏江则经人介绍进上海周虎臣笔庄当学徒。那时日子难过，我的兄姐都不幸夭折。

    毛笔，创作了辉煌的文化。但当年的制笔工却没有多少机会学文化。祖母含辛茹苦，总算硬是让父亲读了两年初小，而我母亲则从来没进过学校的门。父亲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那是因为他从小用自家做的笔在废纸上练字。而母亲，还是解放初政府搞扫盲运动时，在街道组织的学习班上，才识得了一些字。

    父亲和伯父虽然都没什么文化，但解放后都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父亲成为上海笔墨庄（分分合合，名称改过多次）的公方经理，伯父也成为苏州湖笔厂厂长。兄弟俩在全国毛笔行业里都有点小名气。当年有很多著名书画家和学者，都很尊重我父亲和伯父。因为他俩不仅手艺好，而且热心地为书画家和学者选笔，还经常业余帮他们修笔，甚至根据需要为他们特制专用笔。郭沫若先生就曾为伯父书写过一首诗，歌颂湖笔工人的创造和贡献。我父亲也收到过不少名家赠送的书画篆刻作品。当年我如想学习书画，父亲说过，可以帮我介绍名家做老师。可惜我年轻不懂事，竟然没有这种积极性。

    回想我小时候，曾多次去父亲做工的笔庄作坊玩，闻笔庄特有的那种气味（好像有樟脑，大概是防止毛料生蛀用的；还有松香，大概是将笔头粘上笔杆用的），看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做笔。有几次父亲晚上值班，我就睡在二楼作坊的桌椅上过夜。一天晚上，我看到桌上做好的笔很多，就拿了一支玩，第二天许振声伯伯（父亲最好的朋友）上班就来问我了。原来那是他做的笔，做了多少支他心里都有数。我交还后，他也没说我什么。这是我现在还记得的一件事情。我长大后，特别是父亲退休后，不知为什么，就几乎不去父亲的工作单位了，即使路过也不进去。大概因为自己平时也不写毛笔字，而那里的人又都认识我，好像有点难为情似的。近年，我路过时曾进去看了一下，已经不必担心有什么人认识我了，因为连父亲的最年轻的徒弟也早已退休。我闻着曾经十分熟悉的笔店特有的气味，很想再到楼上作坊去看看，但听说楼上早就不是作坊了（大概现在店里的笔都是从善琏等地批发来的）。店面生意好像也不那么兴隆，有点冷冷清清的。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惆怅。

    写到这里，又想到近十年前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我对其中介绍毛笔的一节尤为喜欢。当我看到开幕式屏幕上一闪而过的“注面”工序（即把毛笔头装嵌入笔杆）时——镜头虽然大概还不到一秒钟，我的眼泪却霎时流了出来！因为，这道工序是我幼小时在父亲干活的作坊里反复看到过的。这个麻利的动作，先父一辈子不知道做过多少次！“水盆”“择笔”这两个词，是我从小就听熟的；“注面”这个专有名词我以前并不知道，是后来在网上查的，还不知道我们故乡善琏是不是这样叫呢。看到奥运会开幕式“注面”这个镜头时，我心里就想，可惜我淳朴、慈爱的双亲都没能看到……

    在我父母和伯父母的孩子中，也就只有我一个算是“舞文弄墨”吃文字饭的。长辈们都曾希望我能为湖笔多写点什么。我已经出过十几部书了，但作为笔工之子，觉得真的对不起他们，没有更多地写写湖笔。

    （《文汇报》1.15 陈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