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演变史

    ■赤桦

    作为服饰中最为特别的一种书写，旗袍结构相当简约，语言节奏灵动，叙事风格直接大胆，但又有所克制。它并不袒胸露背，在尽情勾勒女人曲线的同时，又小心翼翼地隐藏了什么，留出大腿两侧开出的衩，让隐去的部分有一丝泄露。正是这种对抗的冲突性，沪上女人在这一袭神秘而紧窄的袍子上，缔造出了半殖民主义语境下，尽显女人魅力的性感的“远东神话”。

    追溯起来，汉女穿上满人旗袍，是二十年代初的事。新政权下的民国汉女，为何忽然更换旗人装？是对帝制的怀念吗？不，换装，是为了男女平等。

    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〇年的女人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当时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

    “男女平权”，是目前对民国汉女陡然换满装的“统一性结论”。一袭长袍，比起两件套的袄裤，穿脱更为方便。这与争取平权的西方女性正好相反。思想激越的西方女性，是通过脱下限制行动自由的长裙，换上男性象征的上衣下裤表现的，时间也是在二十年代。

    值得注意的是，急急忙忙换装的民国女子穿上的旗袍，全然不是今人所熟悉的模样。那袍子决非紧身裁剪，虽然袖口和衣裾镶边装饰，但它是宽肥的，是不开衩的，袖口是平大的，衣长可盖住脚踝。

    1926年创刊的《良友》画报，把西方的摩登引入了民国女子的穿衣打扮中。画报每期封面均是名利场中时髦人，1927年6月号的封面是影星黄柳霜，9月号的封面是陆小曼。封面女郎的衣着和精神气质传递着美丽、摩登、魅力的信息，无疑成为时尚的模本。时尚观念迅速渗透社会，并成为把流行概念转化为服饰行为的动力。

    1929年伊始，令人惊诧的一幕出现了。女人们“呼”地一下，把旗袍从小腿提升到了膝盖处，袖子也变短了。正是在这一年，南京的国民政府颁布了《服制条例》，将汉女的传统袄裙以及旗袍，定为了女子礼服。既然被列入国家条例，旗袍至此就有了女性国服的意味。

    旗袍的变化在三十年代最为剧烈显著，长长短短，宽宽窄窄，高高低低，变化无常。1930年，旗袍跟前一年比，又往上提了几寸，刚刚遮住膝盖，腰部和下摆都收小了，大腿两边开了低衩，有了明显的现代旗袍影子。受西方女装的影响，走在时尚前沿的女子穿开衩旗袍时，还外搭了西装，以加冷热，一个既时髦又实用的创意。

    旗袍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剪裁上的收省、装袖，以及垫肩。这三种西来的缝纫工艺，该是西洋女装对旗袍最大的启发，彻底改变了旗袍的走向，从无型无款，朝着错落有致去了。收省和装袖，让旗袍合身贴体，最大程度表现女人曲线的同时，又不至因缠裹身体而起皱褶。而垫肩这个在男装上称“权威肩”、在女装上称“美人肩”的玩意儿，一经引入旗袍，就在娇媚的语义中平添了端雅。

    上海师傅将西方时装的元素如打裥、收腰、装垫肩等注入进去，一如将欧洲的百叶窗和窗饰注入本地房子的建筑设计而形成上海特色的石库门房子一样，令上海旗袍从此走出传统女装不注重人体线条美的迂腐陈章，从此走入时装的行列。

    （《衣不蔽体：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服饰与身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