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抄书谈起

    最近整理上海家中旧物，翻出一包复旦读书时的笔记，本来就灰灰的纸张早已变黄，很容易就产生怀旧感。最让我感慨甚至要佩服自己的，是那几本手抄书的笔记本——那时候怎么会有如此决心和毅力，一个字一个字地将整本书认真抄下来，一本抄完又接着一本。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光荣与梦想》第一册。

    我大学读历史重点放到了美国当代史，毕业论文以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为题，离开大学后又转向美国经济研究，都与这本书的刺激有很大关系。只是，我最早买到的是它的第二册，打开读了第一页就放不下；后来又出了第三和第四册，都是买到就看，但就是没有第一册。

    好在复旦大学老师有这本书，班级辅导员傅老师好不容易帮我借到一本。我拿到书就决定尽快把整本书都抄下来。书上的字很小，但一边抄一边看一边思考，印象就特别深刻，等于把美国三十年代大危机前后的那段历史细细地过了一遍，比正式上课还有效。

    实际上，我抄书的本事是从初中开始练就的。那时候书少，好多从图书馆里借来，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内容就喜欢在本子上摘录几段；倒不是像现在有些孩子为了写文章时引经据典，就是怕以后再想查看找不到。渐渐的，抄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长也越来越严肃。我还抄过毛选，大概抄到第三卷。下乡那几年继续抄东西，抄了再转寄别人，跟今天微信里面转来转去差不多。

    对我们祖辈来说，抄书本来就是读书人经常做的事情，无非因为印刷术不发达，书少且贵。我受初中老师点拨开始抄书，除了可以对看过的东西留下记录、加深印象，还可以收心和练字。更加长期受用的，是写字速度加快了，读大学时用不了几天就能抄一本书。

    读大学后除了抄书，还要抄做卡片。在影印技术普及之前，做研究的人一定会做卡片，也就是把有用的文字、数据记在今天手机大小的卡片纸上，便于整理、归类和更换。学生在谈到某老师的功底时，或许就会提及他积累了多少万张卡片。

    因为对美国问题感兴趣，除了越来越多看英文资料，我也做了不少英文卡片。到社科院工作后，成天泡在外文资料室，做一百张一扎的卡片用不了几天。那时影印机还不能随便用，难得印几张需由研究所有关主管批准。

    到香港工作后，我没再抄录过什么，影印实在太方便了，要什么就印什么。凤凰卫视同事都知道，每天一到编辑部我就会拿着一堆报纸杂志跑进影印间，再拿着厚厚一叠印好的东西出来。时间久了，我对如何对付影印机的小故障也略知一二，竟然获得了“影帝”的称号。

    如今，影印机也用得很少很少了，需要什么资料大都可以在手机上找到。但也不可能再有当年抄书时那种认真甚至带点庄重的感觉，也不可能像当年那样把想记住的东西一笔一划刻录到脑中。以后如有空暇，我也许会重新开始抄书或抄录别的什么，至少可以延缓脑和手的退化。你会试一下吗？

    （《文汇报》12.23 曹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