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的“洋员”聘任

    到甲午前夕，中日两国海军聘用洋员的历史都已接近1/4个世纪，然而成效的差异在随后的战争中暴露无遗。

    日本从一开始就抱定高薪纳贤的思路，在规则制订和人员培训方面，注重正规化、体系化；稍后的甲午战争中，日本海军一线官兵和技术人员被证明除去经验稍欠外，整体水准已与欧洲国家接近。而清朝海军延聘的洋员极为驳杂，既有任事勤恳但专业能力欠奉者，亦有滥竽充数之徒，全无考核标准，完全依主事者的好恶决定其去留。

    体系优先

    日本自欧洲外聘海军人才，始于幕府末年的军制改革。1855年德川幕府在长崎开设“海军传习所”时，即聘用荷兰教官21人讲授航海、造船、算术、机械等课程。1864年莱昂·罗歇出任法国驻日公使后，说服幕府当局向法国采购军火和机器，聘用法国顾问团。第二年，罗歇的远亲莱昂瑟·韦尔尼自中国来投，在横须贺主持日本第一家现代化造船厂的建设。

    韦尔尼时年不过28岁，但理论与实践经验皆属丰富。幕府支付给他每年1万银元的高薪，由他负责在四年内为日本兴建1座制铁厂、2座修船车间和3座造船车间。韦尔尼随后在法国招募了45名有经验的造船和机械工程师，配合日方提供的工人，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建设工程。为表彰韦尔尼的发轫之功，明治天皇曾亲自接见他，赠以礼物。2001年日本还将横须贺港的临海公园命名为“韦尔尼公园”，以资纪念。

    整个明治时代，日本海军先后聘用洋员98人，除白劳易、道格拉斯等知名人士外，还包括任教于工部大学校的舰用轮机专家韦斯特以及海军大学教官英格尔斯上校。1890年最后一名英国教官离开海军兵学校后，仍有不少外籍专家选择在日本定居，继续为日本当局贡献智慧。注重体系的建设模式、对症下药的求贤原则、用人不疑的聘任方式，使日本海军从雇佣洋员中获得了超出预计的收获。

    百鬼夜行

    清政府尝试聘用欧美海军顾问，始于1863年的“阿思本舰队事件”。阿思本舰队被退货后，海军发展的主导权由地方转移到中央，聘任洋员的决定权遂操诸左宗棠、李鸿章等督抚之手。由于李鸿章始终抵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提出的统一经费收支、统一舰艇采购的方案，以防集团利益受损(也有防止权柄旁落外国人之手的考虑)，中国从未像日本一样建立起集中和成体系的洋员聘用制度，而是呈现“百鬼夜行”的驳杂面貌。

    官僚的个人喜好是清朝大员聘用洋员最大标准，专业技能相比之下只能靠边站，遂使其水平往往良莠不齐。如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时引以为臂膀的法国人日意格、德克倍，前者原为浙海关税务司，后者则为法国海军少尉，对舰船设计、工程规划和项目管理远不及日方科班出身的韦尔尼来得内行。而日意格、德克倍两人获得左宗棠重用的唯一原因，仅仅是他们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曾作为“常胜军”指挥官与楚军并肩作战，因此为左氏所信赖。从以后日意格协办船政的经历看，他虽有一定责任心，但对左宗棠提出的“兵商两用”等不科学主张毫无反驳的迹象(也可能是有意噤声)，只顾按时支薪，与雇佣兵无异。

    至于1884年李鸿章聘用的所谓“德国海军总兵”式百龄，更因其水准低劣，来华不足两年就遭解聘。究其原则，无非是李鸿章对海军知识本无了解，又误信另一位人云亦云的官僚、驻德公使李凤苞，随意拍板之故。至1895年北洋舰队战败前夕，军中洋员既有汉纳根(此人还是水师总教习)这样不通海军事务的前陆军军人，又有安纳波利斯海校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毕业生马吉芬，甚至还有以酗酒著称的拖船船长马格禄，与冒险家求取功名的赌场已无多大区别。

    琅威理事件

    洋员能否获得清朝海军的长期聘用与其专业能力同样无关，能否“适应”乌烟瘴气的官场环境才是关键。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就是“琅威理事件”。1882年李鸿章聘用英国海军中校琅威理为北洋水师副提督衔总督查，令其襄助对海军所知甚少的提督丁汝昌负责北洋舰队的日常训练。琅威理严格按照英国海军标准对官兵实施管理，令行禁止、一丝不苟，治军颇有成效。丁汝昌曾赞赏曰：“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瑕晷。”

    然而琅威理在1886年第二次抵华(其间因中法战争英国宣布中立而回避)后，与逐步升至各大舰管带的闽籍军官的矛盾日益激化，后者对琅氏严苛的治军路线心怀不满，暗中图谋“倒琅”。1890年舰队停泊香港期间，“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借口丁汝昌离港出巡，不承认琅威理的副提督衔，改挂自己的总兵旗，遂使矛盾公开化。李鸿章明知其中有猫腻，但对尾大不掉的闽人集团仍无意约束，竟挺刘抑琅，致使琅威理愤而辞职。此后英国政府公开表态不愿再助中国建设海军，北洋舰队则在闽人管带盘踞之下，军纪废弛、暮气沉沉，为甲午悲剧埋下了伏笔。

    (《老年日报》12.24 刘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