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

    北方的乡村与南方的乡村是迥异的，几无共性。有山，却是土山；有树，却稀稀拉拉；极少有地表水，干涸龟裂的大地贪婪地汲取着空气中所有湿润的成分。人的面目也有明显不同，北方人脸泛红，尤其是颧骨处，因为突出而被阳光中的紫外线格外关照，让人一看就知道你来自北方。那颧骨上的红刚开始可能也是鲜红的，像刚刚被红墨水湮湿的白纸，但阳光在脸上一圈圈地逡巡，日日月月，层层叠叠，那里终于布满絮状或丝状的网。

    外婆生命的顽强如同北方乡村的树，老天再是干旱，阳光再是暴烈，沙尘再是迅疾，都不妨碍她年轮的生长。她一生从未离开北方那个叫榆中的小城，叫双店子的村子。

    村子挨着国道，出门20米便有威猛的“大货”轰隆隆地不停驰过。外婆住的院子是典型的北方院子，更早时连院墙都是干打垒的。院里的房子也是干打垒的，方方正正的院子，四周都是房子，有大有小，院角儿堆着秸秆，房檐下吊着金黄的玉米棒子，挂着鲜红的辣椒串，院里平坦的地上铺着厚厚的玉米粒儿或者麦粒儿。屋面有几样不起眼的摆设，炕仍然是土搭的。夏天时似乎不用烧炕，但晚上却凉气袭人，上了年岁的人晚上老腰若没有炕气烘托，怕是要受煎熬。黄昏时，外婆把点着的麦草往炕洞里一搡，炕的缝缝隙隙里便拐出了烟气，一时乡村的气息便格外浓郁。外婆却不进门，她还在院子里忙活，她趴在玉米粒儿麦粒儿中，弓着腰，一双大手耙子似的不停地拨弄，让它们趁着太阳还未完全下山把浑身的湿气尽快散尽。她不时也翻过脑袋看天，她怕老天突然变脸，刮风或者下雨，那一天的劳作就要化为泡影，也糟蹋了怪好的粮食。

    那时外公还在，一个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心地特别善良。他和外婆生育了多个儿女。一些娃娃读上了书，有的小学没念完，有的也读了初中、高中。他们靠外公和外婆在地里觅食养活。那是干涸龟裂的土地，哪里像南方的地，草木茁壮，池塘里鱼儿一圈一圈吐着涟漪，空气湿润得在窗台上随便搁一头蒜都能长苗儿。北方人的坚毅与顽强像干打垒一般牢固，便是这自然磨就。

    记忆中的院子已悄然遁去。外婆此时踩的不是泥土，而是水泥。四周的房子由红砖垒砌，白墙钢窗红瓦。外婆与小儿子生活在一起。小儿子沾了国道的光。新盖的房子里外都有门，里面的是正常进出的门，外面很宽阔，落地铝合金玻璃门，能轻松推拉——那是一间很大的铺面，铺子里摆了几排货架，摆满了人们常用的各种商品。超市刚开张时外婆一定是惊愕的，精于农活的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儿子会在自己家里开一个超市。两斤瓜子，一斤冰糖，几包方便面，或者一箱牛奶。乡下人也喝牛奶，这应该是外婆从未想到的。

    国道虽好，却如一条分水岭，外婆在这头，小儿子在这头，有个孩子却在那头，是老三，三儿子。外婆偶尔得了闲，从这头出门，一脚一脚挪到国道边儿，她想穿过国道到那头去看老三干啥呢，只是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国道上的车很快，可她走不快，有时还没走到路中间，一辆“大货”呼啸而来，她不敢前进，只有后退。若有车相向而来，搁在半截子路上的外婆就慌了神，小脚忙不迭地挪腾。

    老三是有手艺的人：泥瓦匠、木匠；盖房子、搞装修。日子过得去，但过得不好，远不如小儿子和其他几个儿女。但外婆改变不了谁的命运，她就是想看一看，看见儿子，母亲才会踏实。老三见老母亲来就埋怨，路上那么多车，我过去不就行了！说话间手机就响了，又是哪个工地上有活，一天100块，包吃包住。老三与那人讨价还价，有时讨不上，有时可以讨到150，甚至200。更高的报酬在小城很难讨上，要去省城。母亲一听儿子又有活干，抬起小脚就走，嘴里丢下一串话，干去，干去！蹲在家里不成！

    外婆偶尔也去县城。县城还有她其他孩子。她认得娃娃们家的路，一路挪着小步子就到了。娃娃们住的都是楼房，没有电梯的楼房，楼梯可不像乡下小院里的地那样平整，一级又一级，小脚老太太颇费周折。儿子或女子开门一看，妈呀，你怎么来了。外婆在儿子或女子家有时住个一天半天，一旦发觉老天要变脸，无论如何便要回，她操心家里的粮仓没盖好，晒的东西还在院子里，让水泡了可不得了。

    外婆像北方的松，那年轮一晃儿就转了90圈，没病没灾，腿脚灵便，耳朵是背了。问外孙子一个月挣多少钱，你说什么数儿她都听不见，她端端地看着你，问，一千？两千？三千？要是到了五六千你还不点头，她就不再往下问了，头一偏，我的乖乖，你娃一个月挣那么多，你三舅辛辛苦苦才——伸出两个或三个指头。心里挂念，却从不会主动向别的儿子、女子、孙子、外孙子要钱贴补老三，也从不主动向任何人要钱留着自己用，这是一个乡村老太太的做人处事原则。

    外婆王氏，生于斯，活于斯，最远到过省城，知家事，明事理——儿女们都好，大家才好。

    （《小城与大城》中国文联出版社 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