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汪曾祺,人们会想到他是沈从文先生的高足,京派第四代作家的代表,但从文学成就看,汪不如沈。其中原因很多,有一条常被忽视:在沈之外,汪曾祺另有师法,故汪的写作更丰富也更中性,却也损失了极端之美。
汪曾祺先生已去世20年,直到今天,真正读懂他的人仍不算多。
被两本书定了终身
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据他的子女说,汪家当时“算是殷实人家,有两百多间房、两千多亩地和两家中药店、一家布店”。
汪曾祺3岁丧母,一直与父亲同睡。怕他长不大,家人给他认了好几个干妈,还在寺庙、道观里记名,法名“海鳖”。
小学毕业后,汪曾祺到江阴投考南菁中学,宾馆中多臭虫,他的父亲便用蜡烛的油滴杀臭虫,第二天早晨,汪曾祺醒来,见席上多蜡滴,始知父亲一夜未睡。
汪曾祺初中时数学成绩差,他的老师评价说:“阁下的几何,乃桐城派几何。”因他经常跳过论证步骤,直接得出结论。汪曾祺晚年曾写诗说:“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汪曾祺从小在爱的环境中长大,对爱更敏感,以至于他后来评价沈从文说:“他对生活,对人,对祖国的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爱着,用一颗蔼然仁者之心爱着。”而忽视了沈从文小说中的冷酷与绝望。
1937年,日军占领江南,汪曾祺一度在乡间小庵(他后来将此庵写入小说《受戒》)躲了半年,除准备高考的书籍外,只带两本书,即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汪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
被西南联大除名
1939年,汪曾祺如愿考入西南联大国文系,但在校成绩极差。
学《西洋通史》时,汪曾祺精绘一张马其顿帝国版图,以充作业,被老师评为“美术价值甚高,学术价值全无”,结果第一学期该门考试仅得37分,如第二学期考不到83分以上(即平均60分),只能挂科。结果汪考试时拉了两名历史系同学在旁,居然抄了个85分。
汪曾祺上任何课都不记笔记,大二考英语前,因熬夜抄同学笔记,考试当天一睡不醒,得了零分。
汪曾祺经常逃课,去昆明城泡茶馆,即“听他们的戏,喝他们的酒,害他们的病,种他们的花;日常如此,不以为意”。罗常培曾劝系主任朱自清收汪当助教,朱自清说:“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
体育老师马约翰也很反感汪曾祺,给了汪一个不及格。汪曾祺不得不比同学多留校一年,后又因毕业时不服从分配(给美军当翻译),被开除学籍。
上大二时,沈从文成了汪曾祺的老师,沈共开了3门课,即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每门课一学年。汪曾祺后来说:“讲得很糟,可以说沈先生不会讲课。”但汪曾祺从没逃过沈的课。
得120分的习作
汪曾祺最早一篇小说为《钓》,发表在1940年6月的《中央日报·平明》上,此时沈从文还没教汪。
在教学中,沈从文特别鼓励学生“自由写”,除给出长篇点评外,还援引名著中近似段落,加以对照,汪曾祺感到受益匪浅。沈从文对汪也很欣赏,在给施蛰存的信中,沈写道:“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林蒲、穆旦、辛代、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也上过沈从文的课,但沈对汪曾祺另眼相看,汪的小说《灯下》《小学校的钟声》等都是沈推荐发表的,沈还曾给汪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直到1965年,沈从文还认为:“我可惜年老了,也无学校可去,不然,若教作文,教写短篇小说,也许还会再教出几个汪曾祺的。”
沈从文的帮助
离开西南联大后,汪曾祺谋生艰难,曾在昆明市郊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老师,1946年到上海,因找不到工作,一度想自杀。
在北平的沈从文知道后,写信骂了汪曾祺一顿,说:“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沈写信给朋友,帮汪找工作,称:“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
经沈从文介绍,汪曾祺结识了著名评论家李健吾,并通过李,与巴金相熟。在沈和李的扶持下,汪曾祺列入京派门墙。
京派组织松散,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初期奉周作人为领袖,以废名的创作为代表,与左联、海派抗衡。周作人反对“为革命”或“为商业”的文学,主张“为人生”,即重视文学本身的优美,不与时代过多纠缠,接续了新月派文脉。
后来周作人不愿出头,废名停笔,杨振声成了京派领袖,但杨创作无成绩,沈从文渐成京派掌门,文学评论则由李健吾扛鼎。京派中林徽因、凌叔华、萧乾、朱光潜、朱自清等各具特色,汪曾祺被寄予厚望。
(《中国家庭报》11.27 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