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理想还是当老师”

    按生日算，60岁的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已经“超期服役”了4个多月。现在，他一边等着自己的退休通知，一边站好最后一班岗。从当年教育部饱受争议的新闻发言人到自负盈亏的语文出版社社长，十年过去，他说，自己最终成了“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人”。

    2008年，刚到语文出版社的时候，朱春玲和同事都觉得王旭明是“电视里的人”。此前5年，他是频繁出现在电视里的“风云人物”。

    2003年8月，时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的王旭明，被任命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任职5年，受过中西培训的王旭明开了一百多场发布会。“大背头梳得一丝不乱，穿上花衬衣，嚼嚼口香糖，再喷点香水，”在记者李桂杰印象里，当时的王旭明就像一个明星，他一出现，整个大厅都亮了。

    发布会他开得较真。比如，他会让记者直接提问，对贫困生的资助政策，为什么有8个省市按兵不动？为了解基层助学政策的问题，他组织了记者采访团，把新闻发布会开到了宁夏固原、甘肃会宁。很多发言人怕经念歪了，但他好像只怕教育部的政策大家不知道。

    2008年，王旭明卸任教育部发言人，转任语文出版社社长。偶尔，穿着时尚西装的社长会坐在格纹的老旧沙发上发呆。

    “官升半级成了一把手，能签字，有车，也不用再因为说了一句话被口诛笔伐。”在朋友们看来，这样的调动也不错。王旭明却花了很大心力去适应，“就像从跳芭蕾的变成了扭秧歌的。”

    在调任语文出版社之前，他连这个出版社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上任两年，事业变企业，从未搞过经营的他，要负责100多名员工的生计。那几年，为了从教材市场分一杯羹，他在全国跑，跟人家吃饭、谈生意。“以前别人请我，我都不去。后来我请别人，人家不来，还得再请。”为了卖出教材，迎合别人的时候，他老是过不了心里的“坎儿”：“我是在聚光灯下讲政策，高谈追求的人啊，怎么为推销自己的东西变得这么不堪？”

    “全国各个出版社的社长，亲自主编一套教材的，只有语文出版社一家。”曾参与教材编写的郑伟钟回忆：“两边稿件堆成山，王旭明坐在中间一篇一篇看”，为了一道课后练习题，大家会争得面红耳赤。原来4点半，人就陆续开始下班了，他来了之后，总有加不完的班。”但在教材上，王旭明并没有打一个完美的胜仗。他主编的教材问世一年后，部编版教材开始逐渐推广。教材未经市场检验就要退出，社里员工觉得挺受打击。他像曾经当发言人一样，在大会上动员大家：“部编教材关系到国家战略，大家要积极支持。”中小学教材出版占语文出版社营收的70%以上，未来几年，收入肯定会大幅下降。退休前的王旭明忙着找各个部门的中层谈话，催着社里打造一批教材外的产品，想在走之前探索出替代性的支柱性产品，为出版社探索一条生存的路径。

    50岁出头，刚来出版社那会儿，他忌讳人家说他“老”。直到60岁到来之前，跟人聊天他都避谈退休。但是有那么一瞬间，王旭明把它称为顿悟一样的“猛醒”——心态变了，他开始主动告诉别人，“我是要退休的人了”。

    要说为官二十多年什么品质没变，王旭明说，“高傲”。他低头沉思片刻，又说，“内心的高傲和外表的谦和是我始终没变的。”

    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年轻时，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是他的偶像，“梦想成为罗亭那样雄辩的贵族。”罗亭出身破落的贵族之家，有很高的美学修养。他关心社会重大问题，敏捷雄辩。他还喜欢《左传》《论语》，最欣赏春秋战国时纵横捭阖的张仪和苏秦，没有一枪一炮，就靠嘴去游说。

    王旭明也一直在等待退休后的生活——“最大的理想还是当老师，”他说，退休后，最想做的事，是进行一场教育实验。“找一所小学从小学一年级教起，一直教到高中。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劲儿来赌一把，看看培养出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

    （《新京报》11.23 李兴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