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结婚照

    我之所以把我们的结婚照称之为“特殊”，乃是因为此照我是以特殊的身份，拍摄于特殊的年代。特别是我又以特殊的方法收藏——将它藏在住宅特殊的墙缝里，总算逃过文革时期“破四旧”浩劫，谁能否认此照不是最“特殊”的呢？

    1957年大学刚毕业的我还没跨出校门，便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留在学校监督劳动改造。老师和同学是不敢和我接近的，就连我那初恋的女友，也视我为“恶魔”远离而去……就在我万分孤独、失望的时刻，竟有一个青岛姑娘——本校一年级的大学生辛泽芬，不顾本班同学严酷批斗，决心与我结为“秦晋之好”。1958年我被发配到沂蒙山区的费县一个农场喂猪、放羊、牧马。辛泽芬竟于1960年毕业分配时紧追而来，被安排在平邑师范学校任教。

    为了摆脱其他的追求者，辛泽芬主动向我提出：必须在1961年的大年夜结婚。这怎么能行？一个是青岛姑娘、大学本科毕业生，一个是右派，正在农场劳改的“五类分子”——这是天渊之别的悬殊。再说在经济上我是个每月只有18元工资的“穷光蛋”，哪有资格配作中师教师的新郎呢？还有，当年谁一旦跟右派结了婚，她们的全家必定跟着倒霉。

    于是，我跑到邮局在电话中断然告之：“现在我们不能结婚，等我改造好再说吧，您最好是重新选择……”。但对方竟哽咽地说：“我再选择的还是您，您定会有出头之日的那一天。您必须在腊月三十来到平邑师范同我结婚……”。对方的铁心，我无言以对，只好着手准备婚事。

    所谓准备，只是请求领导给一周假期。再开张准予登记结婚的介绍信，根本没有钱能做一身像样的衣裳。经请求，领导只准假三天。至于介绍信，还有待公安局、教育局、组织部的批准。

    但到了年三十那天上午，结婚介绍信仍然没有批下来,原因是公安部门不同意。于是，我只身跑向费县汽车站，打算不要什么证明乘汽车直达平邑城。谁知1961年是国家极度困难时期，汽油奇缺，每天只能开两班车直达兖州，想去平邑乘车根本是没有门的。所以我决定步行前去90华里之遥的目的地。由于当年的粮食是定量供应，我每天难以填饱肚皮，因而走到铜石镇时就被饿得晕倒在路上了。天啊！还有40华里路怎么走？待我清醒过来后，一辆拖拉机将我载到平邑汽车站。

    我刚出车站门口，一个窈窕淑女跑过来紧抓住我的手说：“终于把您盼来了。”这不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心上人辛泽芬吗？我向她说什么好呢？向她倾吐狼狈的处境吗？但她竟不等我开口抢着说：“你们那边不能办的，我们师范的王洪烈校长都替咱办好了”。说罢便拉着我前去平邑镇政府办理登记手续。

    第二天即大年初一，她又带着我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照”。当我面对此张照片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灰溜溜的右派咋如此文质彬彬、相貌堂堂？稚嫩、清纯、文雅、端庄而聪慧的少女竟敢偎依在右派的身旁？这是不是在白日做梦？……然而，我爱人那悦耳的笑声，却使我清醒过来。她告诉我：我这身着装是她早在两年前就开始节约布票和鞋票为我准备的。

    她还说：为了我们的婚事，王校长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并送来了介绍信、布票、油票、粮票和鸡蛋。说罢，她又拿着这张照片仔细端详着，并跟我打趣地说：“你哪里是愁眉苦脸的大右派呀！您酷像年轻时的电影大明星孙道临”。当年她对我如此夸奖，至今还响在我的耳边。一想起这些情景，我内心总是甜甜的。

    （《沂蒙晚报》10.28 姜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