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待友之道

    这几天，一桩留学生谋杀案让法律、道义与人性成了全民探讨的话题（详见本报3907期一版）。其实，在中国人的故事里，一直都不缺少这种“德行”与“道义”的故事。在几千年文明史中，它们一点一滴堆砌起人们心中的道德律令。每当道义的大厦微倾，人性在悲剧的漩涡中迷失，故纸堆里的只言片语反而会发出一些善意的微光。例如《世说新语·德行》里有这样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荀巨伯“宁以我身代友人命”感动了贼寇，保全了全城百姓。

    第二个故事：顾荣居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相助。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顾荣为别人着想的品质和行炙人知恩图报的品质，对今天的陌生人社会多少有些助益。

    “宁以我身代友人命”的肝胆相照，换来了“危急之时相助左右”。而面对将自己置于死地的好朋友章惇，一代文豪苏轼选择成仁成圣。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湖州谢上表》中“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对王安石变法新政不满的牢骚话，被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卷入了新旧党争，史称“乌台诗案”。眼看要性命不保，有人发起一场浩浩荡荡“拯救诗人苏轼”运动……然而，参加者好像并不多，史载“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不敢救”。此时，恰恰是被苏轼称为“新进”（属于新党一方）的章惇，积极参与营救苏轼，并不惜与宰相王珪翻脸。

    宰相王珪拿出苏轼的诗，“此心（世间）惟有蛰龙知”，皇上飞龙在天，哪来的什么蛰龙，皇上你说苏轼是不是想造反？章惇大怒：诸葛亮还是卧龙呢，说龙就是说皇帝吗？退朝之后，章惇和王珪说，你想杀了苏轼一家吗？王珪戳戳手指，表示无辜，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这是别人告诉我的……

    章惇口水喷他一脸：别人吐出来的东西，你也吃吗？！

    苏轼最终被贬黄州。政见虽然不同，但友情不变。此乃至交。

    然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两人交恶的直接缘由至今都很难确定，《独醒杂志》记载了一种说法，有人告诉苏轼，章惇这人酷爱书法，每天都写一遍《兰亭序》。苏轼不以为然，临摹有什么了不起，不成风格，没前途的。章惇大怒，你侮辱我的人可以，怎么能侮辱我的字？！

    爱得深沉，所以恨得激烈。或许也是新旧党争确实如同水火，章惇抓着机会就黑苏轼。苏轼继而被贬到惠州，顺道写了一首诗：“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到章惇那里，大怒道：你以为是公费旅游啊，敢这么快活，给我滚滚滚。

    一纸令下，苏轼又被贬去海南。这基本就是永别了，连苏轼自己都说“九死南荒吾不恨”，这次，章惇是要把苏轼置于死地。苏轼被地方官刁难，无处可去，竟在槟榔林中露宿。苏轼一气之下，买地盖房。

    没过多久，新党被贬，旧党重新得势。章惇被贬到雷州，苏轼被召回，两人对调，这下尴尬了。

    章惇总还是不好意思直接见苏轼，毕竟当年把人逼到买房。恰好苏轼在路过镇江时，章惇的儿子章援也在。他写了一封信给苏轼，里面说“逡巡犹豫，是为老父，固当审思”。大意是，写信给您还是为了父亲，您现在逆袭了，万一有天回到朝廷，千万别逼我父亲买房啊……

    此时的苏轼，该怎么做？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对于一个把自己置于死地的朋友，苏轼选择成仁成圣，“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这么多年了，算了吧，不计较了。“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这么一大把年纪，跑到天涯海角，大家都是拿保温杯的油腻老年人，这感觉我懂。“舟中准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我这有一些药，或许管点用，你带去吧……

    林语堂赞叹，此信是伟大的人道主义文献。人的精神，光芒万丈。

    一个伟大的人物，不只是会吟诗作画讲段子，关键是有着一种莫大的悲悯，洞察万物而不消沉，俯视众生而带悲悯。机智的苏轼早已看穿一切，他选择民胞物与，泛爱一切。

    （光明日报观点流、中华文化溯源微信公众号 11.15 溯源君 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