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0月31日专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
96年前，1921年7月23日，平均年龄28岁的十余位代表从各地而来，与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走入望志路上的106号(今兴业路76号)，如同一记砸向旧世界的锤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向世界宣告成立。
党在上海诞生，这一历史选择看似偶然，但蕴含着一种必然。
特殊的城市提供特殊环境
无论是政治环境、社会环境还是交通通信，上海都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比较优势。
学者熊月之将当时的上海概括为“一市三治”———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华界，管辖区域、管辖权及司法系统等都是各自独立的——这就跟单一性的城市有所区别：“单一性城市在行政管理上有其有效性，而当时的上海管理边际效益比较低，相对来讲，从事党的工作就有比较大的安全性。再加上制度差异，客观上为党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便利。”
尽管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但是在当时，仅从政治环境来看，作为北洋政府所在地的北京远不如上海宽松。五四运动以后北京气氛压抑，文化环境恶劣。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后是陈独秀被捕，再是《新青年》编辑部南迁，1921年又发生军警殴打北大教授事件，导致北方文化人纷纷南下，这期间很多政治精英、文化精英选择了上海，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是其中一员。中共一大的选址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就居住在附近。
全国化的上海有独特优势
文化性格使得上海具有非常强的包容度。中共一大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在上海，他们便于隐藏身份，这是很多城市不具备的优势。“上海外国人多，外地人多，这是很要紧的。如果是在一个外地人很少的地方，一大代表的外地口音马上会被听出来，但是在上海这很正常，当时的上海85%的人都是各地而来，可谓‘南腔北调’。”熊月之说，在一个移民城市里，中共一大代表的到来不会显得突兀。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在上海开会，跟共产国际也有关系。“当时整个欧洲严重打压共产主义，马林、魏金斯基 (中文名吴廷康)等人熟悉欧洲的政治环境，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不太熟，所以警惕性特别高。中共一大开会期间，闯入了巡捕，马林等人尤其紧张。”1920年的上海有大约5000名俄侨，主要生活在法租界，他们中有一些人拥护布尔什维克。这为马林、魏金斯基等人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无形中起了掩护作用。
红色基因组成的全新政党
“生产力和文化的地域先进地位，赋予上海诞生中国共产党的必然性。”学者齐卫平认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最根本的原因是这座城市是一个最适宜先进政党诞生的地方——上海的地理因素创造了对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政治发展空间。城市的近代化与政党的先进性相统一，体现着上海地缘政治的机理。
中国共产党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先进文化，工人阶级则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胚胎里的红色基因。
齐卫平认为，上海以近代城市的先进含量，为中国共产党画上了组织基因的红色符号，“上海表现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能量和工人运动水平，在中国共产党筹建的整个过程中具有典型性；同时，作为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上海无疑也具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意义。可以说，当时的上海是培养中国共产党先进品性的最佳土壤。”
中国工人阶级重镇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这样描述工人运动的深远意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是先在城市里从事工人运动，然后再到农村中去领导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的。这一条十分重要。没有它，就只能产生旧式的农民战争，而且也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一直到太平天国的事实所证明了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上海诞生，正是基于这里有着明显优于其他城市的工人阶级力量。
上海工商业最为发达，无论是在洋务运动期间，还是在甲午战争后以及辛亥革命前后，具有规模的大型企业几乎都选择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上海各业工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在全国产业工人中上海占近五分之一。
上海适合开展工人运动还有一个原因是，上海工人的组织程度比较高。政治上的成熟也相对领先于全国。五四运动后，上海工人罢工斗争显示的强大威力更是突出表现了质量水平上的政治觉悟。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作为对外交流中心和中国近代新文化发展的中心，上海在传播先进文化、集聚知识分子方面优势明显。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受日本思潮影响较深，许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著作通过日文出版物被大量翻译进国内，上海集聚的大批日本留学生在其间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金冲及回忆道：“解放初，我曾问过陈望道，当初为什么翻译《共产党宣言》，他说是在日本受到的影响。”《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本被完整翻译到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在上海出版。
最为重要的是，作为工业重镇的上海，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优质土壤，而知识分子就是两者之间的黏合剂。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已经意识到光靠学生运动难以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上海让他看到了工人运动的重要性，此时的陈独秀明显表现出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动向。齐卫平说。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正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建党做准备的过程。
（《文汇报》11.1 邵岭 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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