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
本书重塑了摩登上海的文化肖像,以厚重的文字铺展开来形成一张时空错落的文化地图,将上海这座城市在大时代中悲情传奇的命运细细勾画出来。
作为一个在欧洲,尤其是法国,充满政治和文化意味的公共空间,咖啡馆在三十年代的上海被证明同样流行。霞飞路上没有摩天大楼,但醉人的爵士乐夜夜从道路两侧的咖啡馆里传出来,可以把你从一天的劳累里解放出来。
当公共租界忙于展示高度的商业文明时,法租界却在回顾文化的芬芳。法国文化的特殊魅力得以传播,与中国的一批亲法作家很有关系。尽管晚清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从不曾踏上过法国的土地,但他不懈地在他的居室里创造自己的法国世界。曾朴的儿子曾虚白回忆:“我家客厅的灯不到很晚是很少会熄的。谁来了,就进来,谁想走,就离开。我的父亲很珍惜这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处处像一个真正的法国沙龙。”
曾朴家沙龙的客人和朋友都成了亲法分子。其中像李青崖、徐霞村、徐蔚南成了著名的翻译家;另外多数是作家、诗人和出版家,像邵洵美、徐志摩、田汉、郁达夫,以及美学家傅彦长、朱应鹏和张若谷。这些上海作家后来养成了把咖啡馆当作朋友聚会的场所的习惯。从当时记载和日后的回忆看来,这种法国惯例加上英国的下午茶风俗在当时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日常仪式。下午茶时间的选择经常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因为两手空空的作家和艺术家常去的几家咖啡馆都在饭店里,那里下午卖的咖啡、茶和点心都比较便宜。
张若谷总结了去咖啡馆的三种乐趣:首先,咖啡本身的刺激,效果“不亚于鸦片和酒”;第二,咖啡馆提供了与朋友长谈的地方,“此乃人生至乐”;最后也很重要的是,咖啡馆有动人的女侍,她们的文学形象是因郁达夫翻译莫尔的《一女侍》而首次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张若谷把咖啡馆和电影院、汽车一起看成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认为它比后两者对现代文学的冲击还要大。他甚至写了一篇文章题名《俄商复兴馆》,他设计了这样一个剧情:“三个打扮入时的年轻男人,就像‘都会三剑客’那样,开一辆车,带着一个时髦的现代女子,她看上去就像吉士香烟广告上的美人。接着,其中的一个男人就这个咖啡馆发表了如下的看法:
“坐咖啡馆是都会摩登生活的一种象征。大家一到黄昏,便会不约而同踏进他们走惯的几家咖啡馆。他们一壁慢吞吞的呷着浓厚香淳亚拉伯人发明的刺激液质,一壁倾泻出各人心坎里积蓄着的甜蜜,有时在红灯绿酒之下,对面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向他们细细追诉伊的已往的浪漫事迹,轻听一句两句从钢琴和提琴上发出来的旋律……”
(《上海摩登》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