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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7年09月09日 星期六

    捡烟豆

    《 文摘报 》( 2017年09月09日   02 版)

        父亲生病住院后,母亲连日连夜守在他身边,小小弟丢在了家里。我的小小弟,只能喂他吃几口白粥,心里不由得漫出眼泪。

        小小弟的哭声让我想到大街上一个捡烟蒂为生的老人。这是一个战时逃难、流落到武义的外路人,手持一根细竹竿,竿头扎有一根针,见到烟蒂一戳就带上来了。老人把捡烟蒂比做小孩捉蟋蟀,在他的老家,蟋蟀叫成“蝉吉”,一早出门,他会对妻子说,他去捉蝉吉了。

        那时候的小县城,抽香烟的人很少。人们把香烟抽到烫手拿不住了,还要猛吸一口才丢掉,烟蒂一丁点儿大,叫它香烟豆。我想去捡烟豆。我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已经懂得人性的尊严,知道去捡烟豆很丢脸面。可是我不得不去。小小弟饿得小猫似的闭着眼,哭的声音起先是直的尖的,一直到哑了声还哭个不停,刺得我心里痛。

        母亲从来都说“只借米,不借钱”,我也不能去谁家借钱,我去捡烟豆吧。

        一看见窗外有了亮光,我就起来了。天色显出微明,沉重的夜气刚被掀开,我到花园殿巷的干校礼堂去,这是当时的电影院,在那里可以捡到香烟豆,也不会被人看见。

        干校的大门紧闭,我找到墙角的一处豁口。我慌忙地向四周张望,没有人,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我鼓足勇气踮起脚尖,手抓住豁口边上凸出的石头,没费多大力气就翻过了墙,一下闪进干校礼堂。

        我弯着身子,在木排椅之间穿行;眼盯着地下,我一往一来地寻,拾起一颗颗香烟豆。

        回到家,天色才大亮。我把烟豆剥开,烧起微火,放锅里焙干包起,拿到摆烟摊的小脚嬷嬷家。小脚嬷嬷的烟摊上摆一根竹管烟筒,用来招揽过往的人买一筒烟吸。她撮了些烟丝装进半截小酒盅大小的铜烟锅,“呼得”、“呼得”,吹着纸媒头点火,做成这注赚一两分钱的散口烟生意。小脚嬷嬷的脸上挤满皱纹,眼睛藏得很深,她把我递过去的那包烟丝打开,看过,闻过,一点一点捏过,说,可以给我一角钱。我又和嬷嬷商量,先给我两角钱,第二天我会捡到一样多来给她,这个放账讨债、对人从不肯让一分一厘的嬷嬷,一个晚上总要在油灯下捧着个盒子数钱的人,她竟答应了。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两角钱,买了一角钱白糖,一角钱雪片糕,急着想说给谁听却没处讲,只在心里有一种表白:“你看,这是我捡烟豆得来的钱!”我把专给婴儿吃的雪片糕一片片撕下来喂小小弟,一边流着眼泪——我为父亲的病和以后的日子担忧,也为自己去捡烟豆觉得没有面子。

        才张大眼睛认识生活,才懂得一星半点世事,生活的重担已无情地压在肩上。一连几天,我还是去干校捡烟豆,脚一抬手一搭就上了墙,轻松地翻进翻出,心情却很沉重。想找另外的门路去挣到一点儿钱,可是我要照顾三个弟弟,只能去捡烟豆。女作家毛尖写过一篇《姐姐》,姐姐“代表着尘世里百折不挠的柔情,和所有最悱恻动人的生命细节相关,还因为‘姐姐’总比我们更早和生活短兵相接,流更多眼泪受更多委屈”,姐姐原来是“对生活的一种命名”。

        捡烟豆,得到一角钱,看似一件小事却让我左右为难,有许多声音在耳边响着,有一种深切的羞耻和悲哀使我非常痛苦,是我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生活体验。从此以后,很长的一段年月,我总要去注意街边的烟豆,刚被人扔下的烟豆,让点点的星火往我的心里投进一个它的影子。

        (《饿马摇铃》人民日报出版社 吴延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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