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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仓官至国民党中将，后受中共派遣赴台做情报工作，因“吴石案”牺牲。
1953年9月14日，一场低调但高规格的公祭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李济深主祭。由于当时“吴石案”还未解密，包括陈宝仓的家属在内，现场只有不到20人参与了这场为陈宝仓举行的特别祭奠仪式。
今年7月，记者专访了陈宝仓的三女儿陈禹方，听她讲述父亲一生的传奇。
与父亲的永别
67年前，一篇题为《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的文章刊登在香港《星岛日报》6月12号的显著位置，文章记录了1950年6月10日轰动全台湾的“吴石案”。
这四位因“间谍罪”血洒台北马场町刑场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分别是国民党原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国民党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和原国民党军某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
父亲陈宝仓英勇就义时，陈禹方年仅18岁，彼时，她和母亲、二姐、四妹从台北潜至香港避难仅半年多的时间。
“噩耗传到香港，全家人失声痛哭，事后母亲对我们说，做革命工作，早就料到你们的父亲会遇到这一天的。”据陈禹方回忆，父亲去世两年后的1952 年，在北京有朋友问及父亲遇害之事，母亲也坦然答道：“革命斗争中有成功者，必有成仁者。”
据85岁高龄的陈禹方讲述，1949年父亲陈宝仓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的派遣赴台湾工作，为了便于工作和掩护身份，他将家人带往台湾。
1949年深秋的一天，陈禹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身后开来一辆大卡车，车上都是被五花大绑的犯人，背上还插着写有名字的标牌。
“我当时听到路人说，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奸细，要拉去处决的，我对这些很敏感，回家就告诉了父母。”陈禹方告诉记者，军人出身的父亲预感到风声紧，危险一步步临近，便和母亲商量尽快离开台湾。
由于陈家儿子陈君亮为适龄男丁，按当时的规定不得擅自离台。几天后，陈宝仓的妻子师文通先带着女儿们到达香港。
为了让儿子也能全身而退，陈宝仓随后托人为陈君亮办理了一张差甲证（即出差证明），证明派他到香港采购，陈君亮于1950年1月平安抵港，当年3月，陈宝仓被捕。
陈禹方感慨地说：“父亲的警觉使我们及时脱离险境，没有想到这次匆匆离台，竟是与父亲的永别。”
朋友冒死运回骨灰
据陈禹方回忆，父亲牺牲后，他的骨灰运回大陆还有着一段传奇惊险的故事。
由于当时被处决的“政治犯”遗体很少有人敢去领取及火化，陈宝仓的妻子师文通多方联络，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两名朋友陈克敏和唐辉麟，希望他们能帮忙找到陈宝仓的尸体。
两位朋友冒死到火化厂寻找陈宝仓的遗体，“时值盛夏，刑场内尸体都已腐烂，他们根据我父亲身穿的衣服和旧伤特征终于找回尸体，用钱贿赂了火化工人”，陈禹方说，父亲的骨灰取回后，又委托她当时在台北的高中同学殷晓霞，将骨灰带至香港。
1950年7月的一天，殷晓霞乘船离台，由香港转道回上海报考大学。船快要抵达香港时，由于没有“入港证”，港方又查验甚严，情急之下，殷晓霞扔掉自己随身携带的所有行李和物品，只将骨灰盒包好并牢牢绑在身上，趁着夜色跳入茫茫大海，冒险偷渡登岸。
一张老照片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
当时的保定军校学长陈诚，深知陈宝仓在军事和外交上都是难得的人才，故向蒋介石推荐他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胶济区特派员负责接受青岛地区日军投降。
同年10月25日，时任国民党中将的陈宝仓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谢勃尔少将司令在青岛汇泉广场（当时的汇泉跑马场）主持接受日军投降典礼。在受降台上，日军代表长野荣二面容惨淡，手颤不已，解下所佩战刀呈献给陈宝仓，恭谨退下，盟我双方签字后，仪式告成。
当时，日本代表长野荣二解下战刀时，被抓拍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这张照片，青岛市档案馆虽有保存，但已模糊不清。
1980年前后，陈禹方在美国行医的二姐夫栾立训大夫接诊了一位曾在二战时担任随军记者的美国病人。
栾立训妙手回春，为这位病人医治好了纠缠多年的疾病，这名患者十分感激，由于栾大夫是中国人，他便取来早年间他在中国时所留下的文章和影集给栾立训欣赏。
巧合的是，当栾立训翻阅影集时，突然发现了一张老照片，照片上一名中国军官的身影让他感到很是熟悉，经过仔细辨认，他认出这正是岳父陈宝仓在青岛接受日军降将长野荣二正屈身献刀的老照片！
这名患者听完栾医生的最终确认，席地欢呼：“我的上帝，这是他安排让我们相见，你找到了岳父的照片，又治好了折磨我 30 多年的病！”
很快，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从美国寄回中国。
“我在北京专门请了照片修复的高手袁宝钧老先生进行修复，经袁老先生的巧手，在沉寂30多年之后，这张老照片得以重见天日，这是一张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老照片，是抗战胜利的有力见证！”陈禹方说。
(《法制晚报》7.21 杜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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