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毕业照

    我的小学是一所村里的民办学校。说是学校，起初却连固定校舍都没有，靠借用闲置的民居上课。

    高年级同学早我们三年入学。两个班之间的那三年，学校没招生。学校不是每年都招生的，若某个年份学龄儿童凑不齐一个班，那就不招。该在这一年上学的孩子，要么再等一两年，要么到别的村小学借读。我算是幸运的，赶上了当年招生。那年村里与我同龄的孩子有十多个，足够招一个班。总共十个同学。后来陆续有三个人辍学，毕业时就只剩下七个了。

    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两个相差三年的班级是在一间教室里度过的。那时学校只有这一间教室，低矮的三间土坯房，一间老师备课用，另外两间是通着的，充作教室。开始时只有一个老师，通常是先给一个班级上完课后就布置作业，接着再给另一个班级上课。互相干扰自然是免不了的。高年级的学生当然不屑听我们的课；我们则喜欢在装作低头做作业时偷听老师给他们上课。尤其是语文课，记得他们课本中有一篇课文，题目好像是鲁米的心愿实现了，讲的是一个阿尔巴尼亚女孩随艺术团来到北京，想见到毛主席，经过一番曲折终于梦想成真的故事。我们当时都发自内心地觉得，这个外国女孩简直太幸福了。

    不知是谁的提议，毕业前，高年级同学请求老师带他们去照毕业照，这使老师很为难。老师对他们讲，你们的心情老师能理解，但咱们学校出不起这个钱啊。班长挺能磨，天天缠着老师。有一天老师突然告诉大家，村里答应出钱啦。高年级的同学立刻欢呼雀跃。我们在一旁好生羡慕，同时也多了一份期待。

    转眼就到了1974年夏，我们也要毕业了。有了三年前的先例，我们照毕业照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村里离县城二十多里路，两个老师颇是费了一番周折，才用两辆自行车把七个学生驮到照相馆。老师让两个学生一前一后坐在自行车的横梁和架子上，先把四个学生带到几里之外，让他们慢慢走着，再回来接另外三个学生；待把这三个学生送到更远一些的地方，然后再去接那四个学生。如此循环往复，接力前行，把两个老师累得气喘吁吁。

    好不容易来到照相馆，却见门是关着的。门上贴一通知：上级通知，今日停电一天，暂停营业。那时候县城只有这一家国营照相馆，没别处可去。望着学生们失望的眼神，老师不甘心地一遍遍拍门。开门的人显得有些不耐烦，对老师讲门上不是写着了吗？老师赔着小心说我们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能不能想办法帮我们一下？于是把刚才的经过大致说了一遍。被老师说得动了恻隐之心，他答应去找照相的师傅问问。摄影师倒是通情达理，闻知我们师生此行如此不易，答应在室外给我们照，但要等到下午光线合适的时候。这于我们已是喜出望外，老师高兴地把大家带到大寺西边的国营饭店，给每人买了两个馒头和一碗粉条汤。出门前母亲本来塞给我两毛钱，让我饿了的时候自己买点东西吃，这回省下来了，盘算着见到新华书店的时候去买本小人书。

    刚吃完饭不大一会儿，饭店要关门了。街头烈日炎炎，老师怕大家中暑，一人带我们在街边树荫下乘凉，一人骑车出去另寻地方。过了好久，老师回来说是联系好了，去县一中。于是乎又分批把我们七个学生倒腾到县一中。老师把我们带到一间空着的教室里休息。不知不觉间坐在讲台上埋头睡着了，一直到老师喊我去照相才醒来。走到校门口时，想起刚才睡觉时是把那两毛钱攥在手里的，这会儿却找不见了，飞快地跑回那间教室去找，哪里还寻得着，心里好个沮丧。那个时候，两毛钱＝四个鸡蛋＝四个作业本子＝农民一天多的劳动价值。

    回到照相馆又等了很久，摄影师说现在光线可以了，小心地把照相机搬出来，就是上面蒙着一大块黑布的那种老式照相机。“三——二——一”，咔嚓一声，把时间定格在了1974年7月10日。背景是照相馆院子里的几棵合欢树，正盛开着粉色毛茸茸的花。

    那以后的岁月里，曾拍过数不清的照片，却独有这一张记忆最是深刻，一直悉心珍藏着。一同珍藏于心的，还有老师跑前忙后的身影和诸多的儿时记忆。

    （《人民日报》7.8 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