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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文化与历史的关系中考察文化自信问题，会发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经历过高度的文化自信阶段、短期的文化自卑阶段和当代的文化自信重建阶段。这是个马鞍形的发展过程。文化自信问题上的马鞍形，与中国历史发展的马鞍形是不可分的。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从先秦到明中期的高度发达，随后逐渐落后于西方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和解体，经过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浴火重生，中国再度和平崛起。
我们当代正处在第三阶段，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阶段，也是文化自信的重建阶段。中国历史经过文化自信、文化自卑到当代文化自信的重建，这不是回到起点，不是向传统文化的复归。
当代的文化自信，是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优秀的西方文化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重建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的重建，是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新的基础上的重建，是与道路、理论、制度自信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重建，相互结合，又相互促进。不是往回走，而是往前进。
在文化问题上，我们强调文化自信，也强调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一种对文化的哲学反思。不建立在哲学反思上的文化自信，往往容易陷入盲目自大。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括众多学派，各有其贡献。中国的哲学思想尤为发达，中国可说是发育良好的早熟的哲学民族。只要我们读读《易经》、读读《道德经》、读读《庄子》、读读中国宋明理学、陆王心学及其继承者的著作，可以发现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多么丰富的精彩纷呈的哲学思想瑰宝。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文化，儒家学说道德论底色比较浓重。它主要是伦理之学、道德之学、成人之学，是培养有道德的人，培养圣人、贤人、君子。无论是治国理政、无论是为君为民，都有各自的道德规范。这是它的不世之功，至今仍然是我们重建道德和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
但儒学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因为世界是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辩证统一体。人是世界的主体，但不是世界的唯一存在。关于人的学说，道德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道德修养是人的最重要修养，但人不仅仅是道德存在物。离开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对社会本质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往往陷于抽象。道德教化注重的是人的心性修养，而不是注重把世界改造成为一个适合人优良道德生成的社会。历史证明，如果只强调对人的道德教化而不注重改造社会，不注重合理社会的构建，单纯道德教化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往往流于空疏和说教。
文化自觉，就是要认识到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之处，充分发挥它的长处，但也应该认识到儒家文化也有其短板。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读经、科举、功名，成为士子们的毕生追求。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学的长处可见其长，而短板不见其短，因为当时并没有这种要求，不足之处不会太凸显。可当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二百多年并向外殖民扩张时，中国直到辛亥革命前的1910年仍然是封建社会，仍然是儒学主导，虽有西学的引入但最多处于所谓“用”的地位。以这种重道德而缺少同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伴而行的儒家文化，当然不能从思想理论上应对外来的侵略。
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和发展，是中国社会的必然要求。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文化自觉，仍然把复兴儒学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核，而不注重在当代文化构成中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新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和民主是一种进步，是对儒学走出社会困境和转化的一种推动，决不能因为纠正“五四”的某些片面性错误而向后转。
当代中国，不是古代中国；当代中国社会，也不是古代社会。我们既应该培养精通中国各方面传统文化的学者专家，更应该发展当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说，培养中国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现代经济学家、现代社会学家、现代法学家和各个行业中的现代高素质人才。儒学一枝独秀独尊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不应重复，也不可能重复。
（《光明日报》6.12 陈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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