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安徽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原处长袁文受贿一案开庭审理,经审查共有34所学校向她行贿。
近期在安徽曝出的系列教育贪腐案,揭露了教育行政审批这一“隐蔽的腐败高发区”。据统计,去年以来落马的袁文、安徽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杨德林、基础教育处原处长缪富国3名官员,向他们行贿的各类学校共有近百所,行贿次数达数百次。
这些学校行贿的目的几乎都与招生计划有关。“多招一个学生就多一份收入,招生计划可以说是学校的‘生命线’。”安徽一所省属高校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每年的招生计划都要报给省教育厅计财处审批,而全省的招生计划有一个总盘子,在学校之间存在竞争性,“给他的多了,给你的就少了,所以很多学校争着去省厅拉关系”。
学校的设立和升格,也成为“审批寻租”的重要方面。
据了解,向袁文行贿的中学不乏“名校”,行贿人包括多名校长、“名师”。近年来,全国多省启动“省级示范高中”评选工作。安徽一所中学的校长说:“评上省级示范高中,校长的级别可以从科级提高到副处级,学校每学期学费从350元提高到850元,招生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好生源。”
安徽省教育厅腐败窝案之所以发生,除了学校公关、个人贪欲,还存在深层次的原因:教育资源的配置管理权力过于集中。
有落马官员说,全省所有省属大中专院校的设立、专业设置、招生计划,乃至一些学校教职工的职称评定、教师的调动,都要经过省教育厅审批;上级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的教育经费,都归口到教育厅分配,又集中在某几个处室。安徽教育腐败的案例,再一次提醒我们教育简政放权的必要性。
(《半月谈·内部版》2017年第6期 徐海涛 周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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