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平常读到的，大多是七七级大学生的励志故事，很少有人想到，那一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考生落榜，还有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参加高考。
一
1977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莫过于12月，全国高考在中断12年后恢复举行。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年长者如“老三届”的，如今已经是古稀之年；最年轻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如今也已奔六。我也是因为恢复高考而改变了人生轨迹。
那一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8月初，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者纷纷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得到邓小平的明确支持。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最终达成共识，改变“文革”时期“推荐上大学”的招生方法，恢复高考。
大约是1977年初的一个晚上，父亲去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琦家，回来后有些兴奋地说，估计高考不久就会恢复了。小道消息开始在民间流传，从春天起，各种中学课本，尤其是“文革”前的中学教科书突然紧俏起来。先是我家里不多的几本数理化被别人借走，后是想要找两册原来没有的，却哪儿都借不到了。
和出生在1980年代末的年轻朋友聊天，她痛说的悲惨经历，就是怎样从小学一年级参加各种考试，一直考到博士毕业。我告诉她，曾经有4年大学完全停办、10年全国没有高考；中小学虽然从1967年10月的“复课闹革命”恢复运行，也基本不读书，考试就算有，不过是聊胜于无。她说：“你们那时候多幸运啊！”我说：“你父母恐怕没有觉得那时候幸运吧？”
我告诉她，“文革”里的教科书一本比一本薄，不仅内容少，而且几乎没有习题。由于“文革”，我从小学一年级到1977年，8年多一直辍学在家。她瞪大了眼睛：“叔叔，您太幸福了！”
那时我幸福吗？我还保存着一部分少年时的日记，如今看来，写得有些强词说愁、莫知所云，倒也折射出当时内心的纠结与困惑。我感觉前途渺茫：我自觉已经长大，却不知道能做什么、要做什么。想要逃避像兄长那样去农村的命运，似乎只有唱歌考文工团。恢复高考的希望在遥远的天边升起时，许多人一夜之间忽然都成了高玉宝。“我要上学”的念头是如此强烈。这一年我重返学校，成为一名初三学生。1980年，我考上大学。
二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社科院，是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密集之处。学部子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孩子，打架大都不灵，倒是还有不少爱读书的。他们由于出身问题，多数境遇不佳，很多还在农村插队未归，能够在大型国企里当工人就算是不错的了。
在1977年夏天，很多人忽然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始复习数理化。不过没有谁心里有底，所以大多数都是不声不响，各自备战。“文革”虽已经结束，但真正的改革开放还在孕育过程中。那一年元旦社论的题目是《学好文件抓好纲》，这个纲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私下里，人们对于高考恢复的期待值与日俱增，上大学被普遍认为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从15岁到31岁，积压了十几年的青年至少有几千万人，他们中间的多数，强烈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考大学最直接最迅速地点燃了许多人心中的火把，也因此注定高考是一条严酷的羊肠小径。据目前官方数字，1977年有570万人参加高考，27万人被录取。从有资格参加高考的人数看，百里挑一都不止，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看，录取率也只有4.8%。
我至今记得高考发榜后，学部大院几家欢乐几家愁：八号楼查建英考上北大中文系、吕叔湘先生的外孙考上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家兄也从插队所在地考上清华。家兄一高中同学，平素沉稳内敛，那年悄没声地考上北大，来我家报喜时两眼放光、双腮涨红，声音都变了。
后来，我在阿拉巴马出差，小城里一住就是十天。住久了，不免想吃一顿中餐。美国南方是华人少的地方，中餐馆也少，网上搜索了半天，才发现一家中餐馆。这一次碰上老板，他看了我一眼，用很正宗的京腔说：“我瞅您是大陆的吧？”一定要请我喝一杯。
这位阎老板告诉我，他祖上几代都是在户部做事的，到了爷爷这辈，大清改了民国，就改当银行职员，然后传他父亲。到了1966年，家道中落到只剩下两间北屋了。那年他上高三，就盼着能考上大学，然而大学不招生了。和许多人一样，他去农村劳动了几年，然后费了很多力气回到北京，进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人，结了婚有了孩子。也和许多人一样，他在下了班、做完家务后，熬夜复习准备高考，可是就在高考前夕，由于劳累过度得了一场大病。在明白自己不可能参加高考的那一瞬间，他忍不住泪流满面。
阎老板的故事其实是多年来常读到的故事之一，那天晚上回到酒店还是让我感叹不已。失落的一幕往往更令人难忘，在寒冷冬日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年长我几岁的朋友落榜后失声痛哭的情景。也许历史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成功者的记载吧，我们平常读到的，大多是七七级大学生的励志故事，很少有人想到，那一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考生落榜，还有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参加高考。
前年回国，在朋友家小住，他家的保姆已经是祖母了，勤快能干、做一手好菜。朋友告诉我，她当年高考离录取线只差了3分，一生的命运也就因此转变。
三
恢复高考在当时的社会对人们心理的冲击，恐怕如今的人们已很难想象与理解。从事件本身看，考试古已有之，而且行之有效，虽然有其无情的一面、不完美的一面，却一直是相对最不坏的取士之道。
恢复高考，其实只是回到常识与传统，但在当时却是从疯狂走向正常、从禁锢走向开放、从停滞走向流动的关键一步。高考不仅给青年一代带来了希望与实际意义上的未来，而且改变或者说恢复了固有的社会价值观，终结了一个公然反智的时期。
（《新华文摘》2017年第11期 李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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