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凉山兄弟

    ■刘绍华

    20世纪80年代开始，利姆（位于四川凉山）的年轻人开始陆续加入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千万大军，四处飘荡。普雄镇也因火车站附近诺苏聚众而“恶名昭彰”。越西的汉人不太敢与大批诺苏（彝族支系）青年同车搭乘，谑称那些慢车班次为“蛮车”。

    2005年时已38岁的海来日者是第一批前往成都闯荡的年轻人之一，他回忆道：“我第一次（1983年）出去的时候，田里种的根本吃不饱。”1981年包产到户分配的土地不曾增加过，要养活持续增长的利姆人口变得非常困难。此外，由于气候寒冷，即使农忙之际，每月密集工作的日子也不超过十天。而这里除了农忙以外，没有什么事做。

    80年代四处闯荡的年轻人其实对于城市生活并没有明确想法，海来日者初次离家的经验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例子。

    我问日者：“你那时候为什么要跑出去？”他回说：“不知道。”我又问：“是想去打工吗？”他说：“不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想一个很大的城市去耍。”我又问：“那你看到了很大的城市吗？”日者开始有点不好意思，说：“什么都没有。到了峨嵋下车，晚上九点多到的，但什么都没有。见到四个甘洛来的彝族，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小偷。我们很怕，就赶快跑。”

    被吓得落荒而逃的两人，回到了普雄车站，又走了一天的山路回到利姆。不过，首次的挫败之旅显然并未让日者死心，他日后还是继续往成都跑。 

    不论何时，利姆年轻男子在外地能够找到的最佳合法打工机会，就是建筑工地的粗活。90年代以前，诺苏人鲜少有机会到这些建筑工地打工。不过，渐渐地，少数曾经替汉族老板打工过的青年返乡后，会应老板之邀召集更多同乡跟随新建筑计划打工。这种网络促成了一些小规模、半组织性的迁移打工潮。一名经常带队投入发电厂兴建工程的包工头告诉我：“发电厂工地的汉族老板喜欢用彝族的，因为我们习惯山上天气，不怕冷，头不晕。”

    但并非所有劳工都能通过打工赚钱。直到最近以前，多数离乡背井的诺苏青年都难以在都市里发迹。诺苏的经济理性与汉族实在相去甚远。汉族自古以来便擅于利用手头上的小额资本与亲属关系来经营家族企业，即盖茨所谓的“小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初期在北京自成一格、创业有成的温州商人即为一例。相较之下，即便从90年代起，诺苏人在都市里的亲族与社群网络逐渐扩展，但这些群体仍欠缺社会资本，依旧无法让诺苏人在迅速扩张却竞争激烈的都市经济中打下一席之地。

    如同先前海来日者的描述，不同的诺苏小群体盘踞城市里的不同空间，在各自的地盘上游荡、行窃与交际。这些举止勾当经常有违治安，加上多数诺苏青年不太会说汉语，更令城市居民感到威胁和不安，对彝族充满了负面印象。90年代后当流动的诺苏青年开始使用海洛因时，他们的城市际遇更是每况愈下。 

    （《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中央编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