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何处

    什么是家乡？对当代人而言，就是度过童年的地方，而我的童年却被分成了两半儿。母亲是南京下乡知青，为了彼此有个照应，外公外婆在下放时就选择了母亲插队的地方——灌河边上响水县，苏北有名的贫困县。

    自打出生，我就跟着妈妈和两位老人家生活在一个土坯房里，房顶上是茅草。白天大人们下地干活儿，我就跟着邻居农户的孩子们一起玩耍。

    快到五岁时，父亲把我接到了南京。虽然户口还在乡下，但父母觉得，我还是应该在城里接受教育，于是插班进了父亲所在单位的幼儿园。入园之初的一段时间，非常不适应，因为小伙伴们说的是南京话，而我则是一口苏北土话，不但没法交流，还要遭到同学的耻笑。好在家长彼此都是同事，所以孩子们也有分寸，不久后，我和他们打成一片，没什么区别了。

    过年随父亲下乡探亲，外公外婆和妈妈惊讶于我居然一口南京话，备感欣慰。麻烦的是，我跟邻居家小伙伴儿交流起来却有了语言障碍。又隔了一些年，再次回到出生地，见到小伙伴儿，居然不知说什么好。

    按理说，南京就是我的故乡了，这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可是自打要填表那天起，麻烦就来了。那时候，表格上有“籍贯”一栏。父亲总是对我说，应该填“无锡”。那是他的故乡。对于父亲那一代人来说，“籍贯”就是“祖籍”，我作为他的儿子，自然是无锡人。

    上小学那几年间，一放暑假，我就会被送回无锡乡下，住在堂哥堂姐家，与一班侄儿、侄女们玩耍。说起来可笑，他们中颇有几个还大我几岁，即便是岁数小的，也是绝不肯喊我一声叔叔的。后来自然的，一声“诶”、一个眼神便成了彼此打招呼的信号。

    祖母去世前的几年，在南京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与祖母共居一室，常陪她聊天。她不会说普通话，广播电视节目里，只有锡剧、评弹能够听得懂，我也就跟着听。所以那几年，家里吴音袅袅，连妈妈这个南京人都不得不学几句无锡话，否则无法“融入”。这一来二去，真就觉得自己是个无锡人了。

    祖母去世后，外公外婆常来小住些日子，于是在家中南京话又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对于一个人的身份认同而言，语言真的是非常重要。外祖父母一口地地道道的南京话，耳濡目染，我也学说得十分纯熟。记得第一次上门拜见日后的岳父岳母，因他们是城南的老南京，所以我也刻意“字正腔圆”，结果让坐在一旁的女友“大跌眼镜”。后来，媳妇娶进门儿，连说无锡普通话的父亲都要来几句南京话了。

    如今的表格上，“籍贯”一栏已渐渐被“出生地”取代，每当填至此处，似乎又在提醒我，南京并非我的故乡。毕竟，我在响水县度过了自己的小半个童年。留下的回忆太少，依稀有半导体里淮剧的唱腔，屋后那条我差点淹死在里面的小河沟，将我的手抓伤过的小猫……

    很多年后，我陪二老回到村里探望乡亲们，迎在村口的长辈们和父母有说有笑，而我却傻站在那里。他们口中说着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却像是在听着别人的故事。记忆总是有偏差的，好几个人都在争着说，是他当年救下了落入水中的我，而不是别人。我傻站在那里，向他们每个人道谢。当地人招待客人的方式，依然是端上一碗浓浓的糖开水，外加几片“大糕”，甜得几乎让人无法下咽。无论走到哪家，都是一样。那一天，听了不知多少故事，却也不必都当真。腹中的云片糕被糖水泡开，感觉肚子要撑破。父母说，过去农民的日子很苦，物资短缺，自家碗里是不会放那么多糖的，招待客人时会多加一勺。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去妈妈的外公家，为了不给他添麻烦，我们总是午饭后去探望，老人家每次都会烧一锅浓浓的粥，加上两勺糖搅一搅，盛上的第一碗给我。

    每当看着墙上挂着的祖母的照片，我便会想起另一个家乡无锡。夏日乡间，蝉鸣不止，赤脚在田埂上与比我大的“小辈”们打闹嬉戏。然而祖屋、门前的水井、水井前的水蜜桃树和竹林都不复存在了。这一片几个村子的土地被征用了，成了开发区。

    原本我所拥有的三个“故乡”只剩下一个了，它也在一天天发生着变化。儿时去上学，手里常攥着一颗小石子，在沿途的围墙上一路划过去。九十年代，破墙开店，昔日高贵的公家单位纷纷出租门面房，石子再无用武之地。南京大街上的梧桐树也是栽了砍，砍了再栽。新栽的树树冠太小，盛夏时尚不足以将宽阔的街道完全遮蔽，让我这样的骑车人时时怀念着过去。说到底，故乡就是童年，乡愁就是回忆。既然回忆还在，故乡也就还在……

    （《文汇报》5.12 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