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在山岗上

    ■陈建功

    四年前，妈妈过世三周年那天，我到八宝山骨灰堂取回了妈妈的骨灰——按照当时的规定，三年期满，骨灰堂不再负保管的责任。远在广州的父亲来信说，还是入土为安吧！

    可是，哪里去买这一方土？四年前那时候还不像现在，现在倒新辟了好多处安葬骨灰的墓地。那时，只有一个别无选择的，形同乱葬岗子的普通百姓的墓地。我去那里看过，普通百姓身后的居处和他们生前的住处一样拥挤。我辈本是蓬蒿人，把妈妈安葬在这里，并不委屈。然而，想到性喜清静的妈妈将挤在这喧嚣的、横七竖八的坟场上，又于心何忍？

    对官居“司局级”方可升堂入室的“革命公墓”，我是不敢奢望的。假若妈妈是个处长，说不定我也会像无数处长的儿子一样，要求追封个“局级”，以便死者荫及子孙。而我的妈妈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非分之想或许有过——为妈妈买骨灰盒的时候，不知深浅的我，要买一个最好的。我当即被告知：那必须出示“高干证明”。从那以后，我不敢再僭越。现在，妈妈躺在80元一个的骨灰盒里。最后，我把妈妈的骨灰，埋在我挖过煤的那座大山的山岗上。

    那几天，我转悠遍了大半个北京城，终于买到了一个刚好容下骨灰盒的长方形玻璃缸。又找到一家玻璃店，为这自制的“水晶棺”配上了一个盖。一位朋友开车把我送到那座山脚下。

    那些曾经一块儿挖过煤的朋友，现在有的已经是矿长了，有的还是工人。不管是当了官的，还是没当官的，谁也没有忘记我的热情好客的妈妈对他们的情分。我们一起动手，把骨灰盒埋下，堆起了一座坟头，又一起把那巨大的汉白玉石碑由山脚下一步一步抬上山来。

    石碑俯瞰着那条由北京蜿蜒西来的铁路。我十八岁那年，列车就是顺着这条铁路，把我送到这里当了一名采掘工人的。

    妈妈病故的时候，年仅五十五岁。一位作者讲过自己过生日的惯例：那一天他绝不张灯结彩，也绝不大快朵颐。他把生日那天作为“母难日”，因为自己的出生给母亲带来了太大的痛苦。

    “母难日”三个字，使我动容。因为我不仅是在出生那天给母亲带来痛苦的儿子，而且是给母亲带来了终生灾难的儿子。因我的出生，使妈妈患了风湿性心脏病，而母亲如此过早地亡故，恰恰是由于心脏病的发作。

    我没有更多的话好说。好好活着，充实，自信，宠辱不惊，像妈妈期望的那样。山岗是普通的，妈妈也是普通的。每年清明，我都去看望山岗上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