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家暴问题

    家庭暴力在19世纪特别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小说中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话题。举凡英国现实主义大家，如狄更斯、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威尔·柯林斯，都曾探索这一社会现象。据他们观察，此等陋习，上自贵族下至底层无业游民都未能幸免。

    为什么是19世纪？因为家庭暴力，在英国历史上是合法的。它有个专门术语，叫惩罚权（Chastisement）。依据惩罚权法，丈夫有权利在妻子犯错时对她施以体罚。此种惩戒权在18世纪下半叶已开始受到质疑。

    1828年，英国议会通过《人身伤害法》，首次把丈夫对配偶的身体伤害纳入刑事诉讼范围。《人身伤害法》对虐待罪名成立的丈夫所规定的罚则很轻——罚款5镑或入狱3个月，但胜在判罚快速、执行高效，《人身伤害法》一经生效，裁判法院立即挤满了状告丈夫虐待的妇女。《人身伤害法》成了触动社会思考已婚妇女权益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面对丈夫的拳头和棍棒，妻子该怎么办？反抗还是忍受？旁观者又该怎么办？介入还是不介入？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舆论并不统一，小说家们的意见也不一致。

    狄更斯笔下为受家暴女性打抱不平、主张反抗的多是粗野愚昧的底层妇人，言行滑稽乖张，如同丑角。长篇小说《老古玩店》中，奎尔普太太是个受丈夫恶待、生活于愁苦中的可怜人，她的母亲金尼温太太和五六个邻居老太太组成了一个“控诉会”为她出谋划策。小说家在叙述过程中掺入了大量戏谑嘲讽的议论，以示与之疏离。支持“造反”的无知老妇的嬉闹色彩与该小说理想女性、天使般善良忍让的小耐尔的悲剧色彩，二者形若黑白，谁有示范性谁是反面教材，狄更斯对读者的立场导向一览无余。

    女人挨打固然悲惨，但还是应该把家门关起来、借女性美德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外人不便干预，是这样吗？维多利亚时代的两位女作家，安妮·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不这么看。

    安妮·勃朗特的小说《女房客》中的女主角海伦，对家庭暴力勇敢地说不：她当着丈夫的面关上卧室的门，她带着孩子隐姓埋名远走高飞，她凭借画笔和画布自食其力，她无视流言蜚语追求爱情，最后自助者天助，她的独立思考和行动扭转了自己的命运，使她从依附者变成一名强大自主的女性。

    乔治·艾略特《教区生活场景》所收录的中篇小说《珍妮特的悔悟》，虽以基督教流派竞争互斗为背景，但是，抛开信仰内容，小说对妇女婚内受虐问题的思考显现出史无前例的深度——珍妮特的受虐不仅仅是个人遭遇、个别事件，而是整个教区和社区的问题；她之所以能够走出受虐生活，自救的觉悟和行动固然重要，教区的介入和帮助更重要。

    两位女作家，断然打破了她们那个时代对“家庭天使”理想的期待。她们意识到，将女性道德理想化，不过是剥夺她们的自我意识、独立意志的一种策略，是对女性实施剥削和奴役的第一步。她们写女性的反叛，写女性从家庭压迫中出走、自力更生，与19世纪中叶呼吁社会干预和法律干预的女权运动相互呼应。

    如果说以狄更斯为首的保守派男作家相信，女性自我牺牲的美德是治疗社会疾病的良药；那么，女作家们为维多利亚时代喊出了更为激进的口号：让道德归道德，让权利归权利。

    （《光明日报》5.3 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