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中国人的瞬间

    ■梁鸿

    重返梁庄，最初或者只是无意识的冲动，但当站在梁庄大地上时，我似乎找到了通往历史的联节点。

    我看到村庄的坍塌。那座空荡荡的小学，曾经是全村的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我们在这里上学，父亲在这里被批斗，也在这里领取一年的口粮；那个像孤魂一样移动的老人曾经是全镇乃至全县的基督教长老，我曾被他的自信和光亮所震慑，如今他信徒满座的家早已倒塌，而他显赫的家族，早在新中国政权交移之际已经开始分崩离析。是的，村庄一直处于坍塌之中，只不过，不同的历史阶段，面目不同而已。

    1986年，几个来自南方的贩子在吴镇走过，吆喝着收麦冬，一斤麦冬两块多钱。那一年，种麦冬的人家都“发财”了。光亮突然照耀在梁庄的上空，天开了，云散了，黯淡的乡村变得欢快、辉煌，所有人都忙碌起来。父亲把小麦地、玉米地全毁了，也种了五六亩麦冬，收获的时候，雇了二十多个人。一时间，家里家外，欢声笑语。

    那欢快从何而来？发财、南方、城市、经济、生意、贸易、广州，这些词语具有强大的魔力，封闭已久的乡村为之神魂颠倒。当然，父亲的发财梦破灭了。吴镇的许多人家因为麦冬而破产，抵押房产、跑路、逃避债务。在“改革”的第一次博弈中，乡村以惨败而告终。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彼此之间的二元性、对立性和残酷性也立马呈现出来。

    2011年，追寻梁庄的足迹，我走遍中国的大小城市，我想了解我故乡的亲人们的生活，我想看到那短暂的“欢快”是否再次出现在他们的脸上。肮脏拥挤的城中村，尘土飞扬的高速公路边，如地狱幻影的电镀厂，一双双眼睛投向我，一个个场景震撼着我，他们高度对抗性的生活，对自我命运的认知，以及种种无意识选择背后所折射出的深远的历史空间都让我意外。

    我意识到，1986年的命运仍在延续，而学术和政治话语中的阶级、差异、资本、金钱、发展、乡村、城市，知识分子口中的虚无、忧郁、叛逆等等司空见惯的词语是怎样的大而无当和华而不实。那油污背后的一双眼睛，那电镀厂里移动的幽灵足以动摇一切理论和那些斩钉截铁的、宏大的结论。

    对于中国人的人生而言，悲欢离合从来都不是自然的生活进程，而是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动而被迫改变。一种生活和传统如潮水般迅速消退，虽然这种消退或许并不值得怀旧，但它的速度及留下的疮痍却实实在在地让人惊心。我看到了激进主义的破坏性，保守主义的虚妄之处，也真切感受到自中国被迫进入“世界史”以后，与“世界”“西方”及“现代”之间的复杂联系。

    这是一场战争。我们随时都处于“大时代”，战争并非都是流血的革命，这几亿人如大军般的迁徙、流散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一点也不亚于一场战争，并且，是一场持续的、必败的战争。所谓的“小时代”，个人化的、小资产阶级的、物质的“小时代”，只是一个假象。

    大历史和大事件为后人的反思提供最基础的内容，但也很容易传奇化、浪漫化和概念化，就像今天许多人在重新谈起“民国”“解放战争”“文革”“知青”时，多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在溢美与否定之间走钢丝，却对认知真正的历史毫无帮助。能粉碎大历史框架的恰恰是个人的记忆，是历史空白处的碎屑和不引人注意但却又久远的伤痛，它影响甚至制约着历史的运行。

    （《历史与我的瞬间》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