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父亲“押送”我回东北

    父亲送我回知青点

    1970年，我在东北插队，好不容易得到几天探亲假，便去河南的学部（中国社科院）干校探亲。父亲与年富力强的叔叔伯伯们在东岳集劳动，老弱病残的家属们则住在包信集。

    我家被分配在包信集小学校住，一间教室用秫秸秆简易地隔开，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住在一边，俞平伯老先生夫妇住在另一边。门漏风，窗透气，从东北来探亲的我都禁不住在室内浑身发冷。读小学的妹妹学会了标准的河南方言，小手生了冻疮的她总是不迭声地在叨叨：“俺冷，俺冷！”

    那一天，我和弟弟还有另外两个小朋友，四个孩子百无聊赖地去粮管所打乒乓球。后来不知是谁，好奇地撬开一旁桌子的一个抽屉，发现里面有一元多钱和几两粮票，于是便顺手牵羊了。这事后来闹得很大，文学所的领导严令彻查。四个孩子都只有十几岁，我最大，也不过十八岁。为了安抚吓坏了的他们几个，我大义凛然，很江湖地说：“是我干的，与小兄弟们无关。”结果家中退还赃款之后，父亲又被责令将我押送回插队所在地，即日动身，不得有误。

    于是我被父亲“押解”着，乘坐京广线列车再换乘京哈线，从河南途经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行程两千多公里，回到我插队的小山村。  

    到了插队地，早春的东北依然天寒地冻。入夜，知青小伙伴们戴好棉帽、脱得精赤条条钻进被窝（可防止虱子咬），大家此起彼伏地吆喝着“雪虎”、“玛丽”，两条狗儿在土炕上兴奋地窜来窜去，交替着给小伙伴们暖脚、焐被窝。我笑着对父亲说：“爸，您也搂只狗？特暖乎！”父亲没有做声，昏黄油灯下，披着棉袄坐在被窝里的父亲，呆呆地望着我们这些北京的孩子，神情很是凝重。

    许多年之后，不止一次地，在家庭聚会时，父亲提到了我插队时的那年冬天，冰冷土炕，抱狗取暖，半夜站在炕上打开窗户往外滋尿的知青小伙伴们。而当年睡在那铺炕上的十名男孩当中，已有三人辞世。

    带父亲去看千年古碑

    父亲和我说，多年来他一直想到扶余县看看“大金得胜驮颂碑”，不曾想我来这里插队了，更不曾想今天他能来到这里。啥也别说啦，风风火火地，我找老乡借了辆自行车，驮上父亲一口气骑行三十多里地，来到伊家店公社石碑崴子村。

    “大金得胜驮颂碑”孤零零矗立在村外的一片荒原之中。碑是金代第五位皇帝、世宗完颜雍为纪念其先祖、女真族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在此处起兵灭辽，建立大金国的丰功伟业而立的，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

    父亲欣喜异常，围着石碑虔敬地转了好几圈，之后开始仰面逐字辨识碑文，同时不忘向我做解：这里原是辽金边境的接壤处，距辽国的黄龙府（今农安县）仅100余里。金太祖于公元1114年9月在此地兴兵誓师，长驱南下，先取宁江，后破黄龙，终于灭辽，立国号为金。

    我问父亲：“《岳传》中岳飞大战金兀术，那个金兀术和这位金太祖有关系吗？”

    父亲说：“当然有关系啦，金兀术是开国功臣，就是这位起兵的金太祖的第四个儿子啊。”

    知青集体为父亲送行

    父亲要走了，那一天，集体户全体知青和我一道，步行五里地去汽车站为父亲送行。在他们眼中，我的父亲即代表着他们的父母、代表着知青家长。父亲在汽车站的小卖部给我们买了两条“迎春”牌香烟，在当地，这是比较高级的烟了，一条两元八角。我知道父亲心疼我们这些苦孩子。

    后来接到父亲来信，得知那天他在三岔河火车站买完车票后，钱包就被偷了。想到父亲一路不吃不喝，坚持几十个小时才能回到干校，我的心中非常难过。

    好在一切都过去了。1982年我终于结束了在外十四年的漂泊生活，回到了北京父母的身边。但那时我已成家，另立门户，再无机会朝夕守在他们身边，像儿时那样了。

    (《北京青年报》3.16 孙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