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姨杨绛

    姐妹情深

    我母亲在杨家兄弟姐妹中行七，四姨杨绛称她七妹。四姨和我母亲姊妹感情很好，从小到大，一辈子没有吵过架。

    1982年夏，我母亲被查出患有癌症，准备住院动手术。我向单位请了假，在家陪伴。四姨得知后，立即赶到天津来探望。当时正是《堂吉诃德》脍炙人口、四姨声名日隆的时候，社会活动很多，她平时又是十分珍惜时间、埋头工作的人，把什么事情都放下，专程出来探亲，是极少有的。当时京津之间的交通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快捷，特别是到了天津以后，下了公交车到我家得步行半个小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这对一个年过古稀的老太太，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显然，姐妹二人都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我躲在厨房里做饭，两个老太太关着房门说了半天“私房话”，吃完饭，四姨就动身回北京了。她们说了些什么，妈没告诉我。整个过程，两个人都很平静，丝毫没有“生离死别”之感。我觉得，这是她们“杨家人”的性格特色，理智，豁达。

    在此之前，“文革”中，父亲去世，我们四个子女天各一方，母亲孑然一身，独居天津，受人冷眼甚至欺负。寂寞、痛苦自不必说，经济上也拮据，因为两个小的孩子还是下乡知青，经济上尚未自立；两个大的，又都在“受冲击”，不但帮不上忙，还累母亲惦记。四姨和四姨父，尽管自己也在“难中”，却在精神上给了母亲慰藉，在经济上给了母亲宝贵的支援，帮助我家度过这最最困难的一段时光。几年后，单位又强迫母亲退休，母亲很忧虑，四姨告诉母亲：“不用担心，我给你补差！”四姨对我家的支援，一直持续到两个弟弟妹妹回城有了工作，才由母亲和弟弟妹妹向四姨辞谢掉。

    独树一帜的译著

    四姨著、译很多，我没读全，但很喜欢。在书店碰上，必买；在报刊上见到，必读。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有两部，一是《小癞子》，二是《干校六记》。

    读《小癞子》，还是1950年代我上高中或大学时的事，读的是母亲或姨妈所藏的旧版。故事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但是留给我的印象，六十年后的今天还记忆犹新。那时，在我眼里，四姨是淑女型的人物，是大学教授，这样的身份、学识、素养，居然去翻译流浪汉小说，已经使我感到意外，更加难得的是，语言之生动、泼辣，性格鲜明，完全符合小癞子的身份，既使我感到意外，又隐隐产生几分敬意。在20世纪50年代，四姨（包括四姨父）还只是个普通教授，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名气，头上尚未有“光圈”，我历来只把他们看作亲戚，毫无崇拜、敬仰之意。读了《小癞子》，第一次使我对四姨有了一点点敬佩之感。读《宋诗选注》也在那个时期，同样因此第一次对四姨父有了敬佩之感。

    读《干校六记》，已经是1980年代，“文革”以后的事了。我已经不再是毛头小伙子，而是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中年人了。年龄不同，阅历不同，对人、对事、对文章的看法也会变化。那年头，记述、揭露、批判“文革”的文章、书籍多得数不胜数，我也读了不少。但是，在我读过的讲“文革”的书籍里面，我至今认为，《干校六记》是独树一帜的，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令人敬佩的清醒

    四姨令我敬佩之处很多，其中之一是她清醒。她在晚年，对身后事的安排证明，一直到死，她的脑子是清楚的，她没有糊涂。

    四姨父去世不久，四姨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把他俩的稿费全部捐献，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临终前，她又立了遗嘱：全部家产捐献国家。两个决定，杜绝了多少可能出现的麻烦！

    四姨走得相当平静。没有遗体告别，没有追悼会，不保留骨灰，和四姨父钱锺书的丧事一模一样。媒体上的热闹，只持续了几天。能做到这样，不是一件容易事。

    文人，有名的很多，著作能够传世的则不那么多；在“为文”和“为人”两方面都能叫人记住，并且久久不忘的，更少。杨绛和钱锺书庶几近之。

    (《解放日报》3.6 孙衍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