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治史“不疑处有疑”

    唐德刚先生是史学大家，他的成就和他在历史研究中所秉承的怀疑精神是分不开的。

    太平军“永安突围”发生在1852年（咸丰二年），关于永安（今广西蒙山）突围的人数，传统的说法是“有数万之众”，此观点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认可。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唐德刚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听郭廷以老师讲课时，他就向郭廷以提出了疑问。后来他回忆此事：“我认为这个数目太大。我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是个人经验。那时我与数千流亡伙伴自陷区‘突围’到西南山（苗）区去。亲身经验告诉我们，像永安那样的西南小山城是很难容纳从天而降的‘三千小儿女’的。慢说吃喝住，连大小便都无法容纳呢！第二是历史档案。当时向永安合围的官军总数不过一万四千人；而被围者其后总说是‘被围于数倍之敌’。如此则突围者不过二、三千人，实是个合理的数目了。当时参加永安突围的重要领袖之一的‘国舅’赖汉英曾说，太平军在永安时陷入重围，弹尽粮绝，但是士气极高。在天公威灵感召之下，‘全军二、三千人，置妇孺于中军，不但一举冲出重围，且将敌军彻底击溃。’”

    胡适是唐德刚的老师，唐德刚不因胡适是自己尊敬的老师就盲目地同意他的观点，而是敢于提出质疑。“在50年代末期，有一次我和适之先生谈到‘红学’上有关‘江宁织造’的问题，胡先生说，江宁织造曹寅是内务府的采购官，同时也是康熙爷的特务。余不谓然也。我认为明清两代的‘江宁织造’，是和汉代的盐官、铁官，唐宋明的丝官、瓷官、茶官，与民国时代的烟酒专卖一样，是一种替朝廷捞银子，与民争利搞‘国营企业’的商务官。谁知这一‘大胆假设’，一经‘小心求证’，竟不出所料。它不但为‘红学’、‘曹学’开了个新渠道，它对治太平史者，也提供了新的‘烟丝披里纯’（英语灵感inspiration的音译）。”

    (《羊城晚报》3.2 唐宝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