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员为何不卖字

    在以毛笔为主要书写工具的年代，由于所有文官都曾练习过书法，熟稔书法的艺术语言，每一个为人作书的官员都明白，自己的字张挂在大庭广众之下，要接受一大批有书法修养的人们的检验。因此，李鸿章为了写好一个父亲生前命名的斋号，居然要练习十多天才下笔。也正因为持续不断的钻研，许多官员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的重要书法家，何绍基、翁同龢的行草书、吴大澂的大篆，堪称一流。

    但是，晚清的官员写了那么多的字，在文人的日记和信札中，却不见有卖字的记录。

    润笔费时有

    翁同龢的日记曾记载：“罗大春（福建总兵）送别敬，受之，赠以扇一、条四。”“别敬”即礼金，是实实在在的银子。翁同龢以一张扇面和四件条幅答谢，用的词依然是“赠”，说明这是两者之间的赠答，不能算买卖交易。

    张德昌先生曾根据李慈铭的《越缦庐日记》，对李慈铭在京师为官期间的收入和支出做了非常具体的统计和分析。从所列收入来看，李慈铭为人撰写行述、墓志铭、碑文、寿序等，收30、40、50、80、100两不等的润笔，但是却没有卖字的收入。京官收入不高，应酬多，虽然能得到各种馈赠，但李慈铭的生活并不宽裕，有时甚至借债度日，相当拮据。即便如此，不见其有卖字的收入记录。是不是李慈铭的字写得不够好呢？并不是。从存世的李慈铭墨迹来看，他的字虽然谈不上特别出色，但还是很不错的。况且他在当时的京师享有很高的文学声誉，他的字在当时可算是名人墨迹。

    在近年来关于文人润例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标示润格卖字的，多为没有出仕的文人、官员的幕僚和退休的官员。晚明李日华自订润例的第一句便是“予林居多暇，士友索书者坌集，因戏定规条”，明确说明是致仕后才卖字。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在任官员中也有卖字者，但应是极少数，公开张贴润例的可能性也不大。

    卖字不体面

    官员们在有俸禄的时候，为增加收入而卖字，大概会被认为是不够体面的事。清初书法家傅山曾慨叹：“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皆不为人役，至我始苦应接俗物。”傅山不曾为官，对他来说，卖字为生都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何况官员们。即使是公开挂润例卖字的文人，如莫友芝等，朋友求字并不收钱，润例是对生人的。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初年。也就是说，卖字的文人，也依然保留了相当大的非商品化的空间。如果将书法都作为商品来处理，那对文人文化将是一个重大冲击。比如说，在旧时代，友人之间的相互题跋和酬唱，是切磋交流的雅事。如果写字收钱，成为商业活动，很多文人的交流活动也会受到影响。

    翁同龢为戈什（卫兵）、巡捕、仆役和其他提供服务的人们书写扇对，在晚清并不是特例。扇对是在支付了正常酬金后的额外礼品，表达对服务的感谢，而不是少付银两，以扇对抵值。这或许反映出了官员的礼品圈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但是，正因为是礼品，扇面上的官员的名款对礼品的收受者才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官员的书法不是商品，那么书法流通就始于互换、馈赠、索求，它的流通范围虽有所扩展，但尚在掌控之内。因为，一般地位卑微的人，并不能托人索求，只有那些有机会直接为官员提供了服务的人，才可以得到扇对礼品，而这样的人总是有限。

    书法成礼品

    如果官员不卖字，他们的应酬书法就可能被看作“礼品”。如果说书法的赠与属于标准的礼品经济的话，那么在中国书法中还有一种很有值得研究的现象——索求。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中，索和、索书、索画、索题触目皆是。

    在书法的索求中，中间人通常不会谋求直接的经济利益，有时会视代人索求为一种负担，并不乐意为之。索求的书法很可能是中国应酬书法中最大的一宗，也就是说，在他人的索求下完成的书法可能在应酬书法中数量最多，而且是一种很有特点的非常规性“礼品经济”。

    索求可以是直接的。1870年前后，翁同龢办公后喜欢住在城内一个很干净的酒店，某一天，“酒家索书扇子极多。”我们并不清楚，翁同龢住酒店是否付钱，但毫无疑问，酒店为他提供了栖居之处和种种服务。这种索求是有服务在先，翁同龢不便推辞。这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交换。

    也正因为官员的书法不是商品，而是可以索求的“礼品”，官员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书写大量的书法，这就使艺术的欣赏和使用广泛地渗入到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同时，这也是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战乱之后，依然有如此多数量的书法存世的一个主要原因。

    (《北京晚报》2.22 白谦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