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65岁的朱玲将一家两代人的养老抉择过程发表于杂志《经济学家茶座》,引来大量平台转载,许多读者表示“感同身受”。
一家两代人养老的故事本不足为奇。但在长期关注养老、社保制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朱玲眼中,这个样本折射出的是逐渐凸显的困境——
首先遭遇养老照料难题的,并非独生子女一代,而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照料者自己步入老年、现代人对养老要求提升、父辈寿命延长,如何选择能同时增进照料者和被照料者福利的方案,对双方都是严峻挑战。
平衡
朱鸿程和妻子退休后,2001年在儿女邀约下,来北京与儿子一同生活。对于大多数同年代家庭,与儿子生活是养老的常见选择。
2006年情况发生变化。老伴初显抑郁和健忘症状(后被诊断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数次哭求搬离。长女朱玲便在自己同小区买下一间旧宅,简单装修给二老住。
彼时,朱鸿程还有余力照顾老伴。他每周二都与老伴步行去就医。平时在女儿安排下,听戏、看美术展、去公园健走。当女儿出差,还代为收取信件刊物、浇灌室内植物。
2012年,因一位好友的推荐,朱鸿程和老伴去了海口,成了候鸟一族——每年秋冬飞去海口,翌年4月再回京。
朱鸿程说,海口的时光,他至今难忘。他当时心想,就在海口养老送终,也是不错的选择。朱玲总结,当父母尚属“中龄老人”、她渐入低龄老人阶段时,“双方体力和精力良好,各自生活独立又互相帮助,可谓上佳的合作状态”。
失衡
朱玲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如今也算低龄老人,但生活状态依然是东奔西走、各处调研。
最大的转折发生在2015年。二老在海口的两位好友相继离世。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症日渐加重,时不时哭闹一场;父亲的静脉曲张引发小腿溃疡、足部肿胀,只得回京寻医。下飞机时二老连舷梯也下不了,乘务员调用了升降机和轮椅,才把他俩运出机场。
原本的养老模式失衡了,朱玲不得不另寻途径。最初姐弟仨提出找保姆,被父亲一口拒绝。无奈之下,姐弟仨分头考察京城的养老机构。多番探访后,位于燕郊的一家让他们动心了。
朱玲预想到了劝服父母接受养老院的艰难。母亲听闻后便怒骂:“我生了她,她却不要我了!”但多年的调研经验让朱玲坚信,父母当前阶段,必须接受专业护理,才能保证生活质量。
负担
朱鸿程并不排斥养老机构。儿女为他在北京选的地方,在他看来又属“高大上”。“他们仨能挣多少,我心里清楚。我不想给儿女增加负担。”
他能接受的养老机构标准是,能用夫妻俩退休金共8000元支付。他们单位向80岁以上退休职工,每人每月还发放100元老年补助和60元门诊费。只有大病住院,才可报销部分,而要入住养老机构只能自己埋单。他和老伴试住后,养老机构评估的费用出来了,大大超出预期。
朱鸿程在女儿陪伴下去清点银行账户:活期存款大致可交纳养护中心的押金,定期存款共计40多万元。朱玲说:“如果养护中心不涨价,您俩每年除了养老金,大约需补10万元。4年多后您和妈都过了90岁,我们姊妹仨分摊资金缺口,我担大头,可以吗?”
进养老院当天,送别儿女,朱鸿程忍不住落了泪。但入住第二天,他就感受到专业照料的好处,大夫给他打的绑腿结实,他的腿疾好转。老伴对食宿和服务也满意。
危机
十年前,朱玲接到母亲患阿尔茨海默症诊断书时,“内心一下子落入深渊”。她知道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病症。越到后期,患者失能越多,承担照料工作的亲属越痛苦,陷入抑郁症的亲属不在少数。“照料病人的底线,当为照料者不被病人拖垮。”
没想到,2016年国庆节,父母入住养老院半年,父亲便濒临被拖垮的边缘。那日,她收到叔叔转发的她父亲的微信——“老伴失智,很折磨家人,我已经86岁,希望得一个猝死的病。”
她知道父亲熬不住了,就迅速联系机构为母亲购买“一对一”护理服务,电话那头,父亲为母亲的状态痛哭,既舍不得与母亲分开,又担忧费用因新的安排猛涨。
朱玲说,她在为父母签约养护中心的那一刻就深切体会到,老龄化时代亟需匹配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以分散单个家庭及个人承受的财务负担。她为父母卖掉了老家房子,得18万元,结合此前存款,再支撑几年后,由她带着弟弟妹妹补差额。父亲最终同意。
在父母入住之后,朱玲在饭馆里郑重和好友商量了自己今后的养老计划——
第一,75岁就考虑进养老院,免得人到高龄连自办入院手续都困难;第二,好朋友结伴而去,方便社交;第三,先去苏杭一带的养老中心,争取获得性价比高于大都市的优质服务;第四,到衰老阶段回北京,住社区养护中心,原因是,自己的亲朋好友也多在北京;第五,现在就开始,为选择机构养老做财务准备。
安心
朱鸿程终于开始安心接受专业照护。
护理员介入那晚,老伴起夜,由护理员照顾如厕,事后老伴睡得很好。而他虽听见但未起身,所以也休息充分。有护理员跟随,他不用担心老伴走丢、吃饭等问题。
他又有精力关注他喜欢的国家大事了。没事就查看微信,还看历史书。“我的精神世界还没有衰老。”“身体可以护理,心理上必须要靠自己,这是一个人的必经之路,靠不了任何人,包括子女。”朱鸿程说。
“在目前,人们需要厘清一个概念,老人是否需要照顾,不是看年龄,而是应该看实际的生活能力。”朱玲的同事杨团说,长期照护是以失能失智老年人为对象,养老和社会化养老服务则是面对所有老年人服务。用养老服务涵盖甚至替代长照服务,导致靶向不准、结构失衡、人才短缺,致使对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料严重不足。
(《解放日报》1.18 王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