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州安顺市到江苏省常熟市,距离约有1900公里。小韦乘坐大巴花了两天多时间,这是他15岁的生涯中走得最久最远的一段路。
今年2月,辍学近两年的小韦来到常熟的一家作坊打工。直到11月,作坊因涉嫌雇用童工而被查封,他一共在这里工作生活了9个多月。
像小韦一样的孩子还有很多,在长长的生产线上,他们的存在是公开的秘密——作坊老板、中介,甚至家长与他们自己都心照不宣。
外面的世界不精彩
小韦在作坊里,和他们自己操作的缝纫机一样,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在不停地运转。早晨8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因为是计件工资,小韦每天约要完成800件。在产量面前,老板订下了严格的时间要求。“吃饭一般十几、二十分钟,不超过半小时。”他停下来,意味着下一环节就会迟滞。
疲惫是生活的常态,本性爱玩爱扎堆儿的孩子们只能自己找乐子。玩手机成了不可替代的娱乐,即便工作到很晚,睡前也得打一会儿游戏,“有时候甚至通宵玩游戏。”小韦说。
几乎每个人都有撑不下去的时候,大约在7月时,小韦差点辞职回家。长期的加班让他觉得有点吃不消——让他坚持下来的动力,是没有结算的工资。小韦说,他们4个“童工”每个月的工资是2500元,老板每月先支付1000元作为生活费,剩下的等到年底结算,如果提前走,被老板扣下的那一部分就算白干了。
挡不住的辍学脚步
不读书,就打工。在小韦的家乡贵州,这几乎成了一种共识。小韦还有5个同学也在江苏打工,工作内容和他差不多。越往乡镇走,辍学的情况就越严重。
2015年,贵州省的初中辍学率为1.17%,但真实的情况更严峻。在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一所中学,初中刚开学,一个班齐齐整整60多个学生,初一没结束就走了四五个,初二再走几个,到初中毕业时,一个班的学生数往往只有不到五十个。
“一年能攒下5000元就不错了,过年一回来,先买个二手摩托车。”教师郑超说。出去的孩子不一定会变成熟,但一定变得“社会气”。他们穿着带破洞的牛仔裤,烫个杀马特的发型,在班上绕一圈,一些动摇的学生没准儿就跟着走了。
学生流失的原因千奇百怪,有的悄不作声两三天不上学,老师打听到家门上,才知道学生已经出去打工了,还有一次,郑超发现班上有两个学生没有来,一问,“人家回去结婚去了。”
穷不是辍学的首因
网友对于常熟童工的评价莫衷一是,不少人认为,是贫穷导致了辍学,而到东部发达地区打工,则是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门。
但这种原因,被多位老师否定,“在县里,那种温饱都满足不了的穷很少。”在老师们的眼里,社会和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差,才是导致孩子们辍学的原罪。
语文老师康明(化名)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根据政策,贫困生每年有1250元的补助,分摊下来每学期625元,学校提供一顿免费午餐,而晚餐也只需要三元。如果节省一点,完全可以解决一个贫困生的温饱问题。况且,在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学费、书本都是免费的。
为了减少学生辍学,当地教育部门给学校下达了控辍保学的任务,每当班上有学生辍学时,班主任都会去学生家里反复做工作,但收效甚微。家长们所表现出来的淡漠态度,时常让老师们有一种无力感。
家长和学生都质疑上学
在关岭县,能坚持读到高中的并不多。这狭如一线天的希望,让不少家长和学生都质疑读书的意义。加之不少学生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跟着无力辅导学习的爷爷奶奶生活,放弃,变成了面对学业困难时最容易做出的抉择。
郑超举了个例子,他在乡镇中学教书时,毕业年级300多人,只有50多人能够挤过中考的独木桥,剩下的学生,都只能在辍学与去职高中选择。
薄弱的小学阶段教育,让初中老师的课程上不下去。语文老师说,小学毕业生还分不清声母韵母,写不全自己的家庭住址;数学老师则说,初一一上课就蒙了,因为学生乘法除法都还算不清楚。
偶有学生找郑超谈心,不安而惶惑,“老师,人家没读书的出去打工都能赚那么多钱,我就算读完初中,又能怎样呢?”他只能尽力去安抚这些孩子,“我拿自己跟自己那些没读书的朋友做对比,至少我现在是个老师,而我的那些没读书的朋友们,他们更多是在混日子。”
康明很少给自己现在的学生讲研究生的故事,他把这份荣耀埋在心底,“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这太遥远,不想给他们太多够不着的东西。”
大部分辍学的孩子,离开学校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些家长不甘心,强行把孩子送回学校,可是在外面心野了,即使勉强回到课堂,能坚持下来的也很少。
(《北京青年报》11.30 杨宝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