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人情的秩序功能已发生变异
黄金兰在2017年第1期《文史哲》上说,面子、人情在传统熟人社会中曾发挥出积极的秩序功能。但随着评价标准的日益物质化,面子成了不当逐利行为的诱因,同时,随着蕴含于其中的道德尺度的剥离,面子的运行日趋表面化和虚假化,不仅给民众日常生活带来不良影响,也容易导致公共权力的腐化。此外,随着“礼尚往来”平衡的被打破,人情不再是社会互助与团结的纽带;相反,它开始沦为人们敛财或行贿的手段,甚至充当着社会分裂的助推器。原因主要在于当下社会结构的改变所带来的舆论结构的变化。传统熟人社会的式微,使社会中强大的舆论场趋于瓦解,舆论对人们行为的松绑,使“面”与“耻”发生了分离,也使“礼尚往来”所蕴含的施与报之间的均衡性与连续性被打破。
张献忠江口沉银的启示
万明在2016年第5期《中国史研究动态》上说,清军入关后,大顺三年九月,迫于形势,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率众50万退出成都,准备移师陕西。十一月七日,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坡与清军激战,中箭身亡。此后江口沉银传说广为流传,直至21世纪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财政是政权存亡的命脉,在文献记载中,我们看不到大西政权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收赋税的政策,看到的是几十万大军的和各级政权的消费,基本上依靠没收官库和打粮来获得。大西政权不能建立财政税收制度,也就不可能建立坚实的财政基础;打粮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恢复社会经济发展,更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正是张献忠徒有大量白银,只落得江口沉银悲剧的根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