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人王海的“双十一”

    早早准备了100万元抢货，在打假的第21个年头，他的索赔案例一半来自网购。

 

    双十一的前一天晚上，促销鼓声愈来愈密，直到8点多，王海的两个手机还在轮流响起，他给下属布置了100万元的抢购任务，一天了，才花出去一万多。

 

    如今，他不仅仅是职业打假人，还是好几家公司的老板。接受采访时他刚刚下班，饿了顺手拿起桌上的枣夹核桃塞入口中——这枣夹核桃也是买来检测的。“可能是二氧化硫超标吧，”他无所谓地说，“有时候你没办法避免这些。”

 

    这是他打假的第21年。1995年，他买了两副索尼耳机，意识到可能是假货，便又买了10副，并依据《消法》提出了双倍赔偿，被称为中国打假第一人。二十多年来，从实体店到网络平台，他隐藏在墨镜之后，行走在“打假”与“商人”之间的平衡木上，在争议之中成就着自己的事业。

 

    “备战”双十一

 

    箱子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里面大部分是酒，还有若干保健品。价值三十来万，都存放在王海天津的办公室里，等待检验。

 

    这只是一部分，据王海介绍，为了“备战”双十一，他们在北京、天津、西安三个城市的十几个收货点，分批购买了大约价值60万元的白酒。

 

    这个双十一，他将主要目标锁定肉类、保健品和服装等，预计索赔1000万元。

 

    战役从两个多月前起就开始了。由于上了多家商家的黑名单，王海不得不注册了多个ID，在不同的地方收货。即便如此，他还是屡被商家发现。10月2日购买的一批1万多元的服装，下单之后，商家提示，已经没货了。但同天几乎同时，王海团队的另一个账号购买的同一批货却顺利发货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况。自从开始在电商平台上打假，他已经有三十多个账号被列入黑名单，其中，有些商家直接跟他说，你的ID已经被列入了黑名单，因此不能发货。

 

    有的，甚至快递都已经送到楼下，又被商家紧急召回。王海告诉记者，今年八九月的时候，他们盯上了一款保健产品，花9万多元买了一批，快递送到楼下，没等接收就折返了，并告诉王海，说是厂家召回，再问厂家，厂家说，是快递把我们的货物给弄坏了。

 

    为了能顺利完成双十一行动，王海从9月起，就出动了七人战队，开始挑选“重点打击对象”。打击的主要目标，就是销售榜上排名前十或前二十的产品。

 

    小组中四人负责找项目。先小批量买一些目标货物，拿回来自己测试，试纸也是从网上买的，测试出的确有问题的，则送到实验室去再次检测。

 

    两个多月来，他们从100多种产品中重点揪出了十几种。

 

    “这个工作的难度其实并不大，”王海说，“有问题的太多了，闭着眼都能找到。”

 

    如果两个不同的实验室检测结果都有问题，剩下来的事，就要交给采购人员。三位采购人员用不同的账号大量购买这十几种产品，囤在不同的地方，攒够一定数量再统一运到北京和天津的公司里。

 

    10日，王海又拨出100万元给采购组，准备双十一再抢购一波。购物车已经填满，就等午夜的到来。

 

    是正义，也是一门生意

 

    和摩拳擦掌等着12点“一键下单购物车”的普通消费者不一样，王海可不在乎打折，只想把这项100万的购物“专款”都花掉，按照《食品安全法》对于食品安全的规定——“消费者购买了生产者生产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可以获得10倍赔偿金；食品销售者即经销商，销售了‘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才承担赔偿损失，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逐利”，这是很多商家对王海下的定论。尽管职业打假人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但外界对这个群体的争议一直存在着，有人称他们为“市场清道夫”，有的却指责他们为索赔而索赔。“他们说我不算是真正的消费者，”王海好气又好笑，“我买一瓶酒，非得喝掉或者送人才算是消费者吗？”

 

    他并不掩饰对于利用索赔来赚钱的盈利形式，也不在乎外界的评价。“打假这件事情，本身就能实现正义。跟动机无关。”王海说，“我做这个事情，盈利不是第一追求。”

 

    如今，他手下有三组打假队伍，近三十人，每个月，他要为此支付30多万元的工资。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依靠打假索赔，这个团队已经基本实现自给自足。王海告诉记者，今年到现在，他因打假而获得的赔偿已经有五六百万元。

 

    “除去做检测之类的成本，利润很小的。跟做骗子的获利不在一个层面。”王海强调。公司主营三种业务：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受雇于企业，替企业打假。第三种，是他生意的重头，曾经，一家知名净水机品牌慕名而来，付给他50万元，拜托他打击假冒产品。

 

    相对于普通消费者和商家，法律界人士却更多持支持态度。在他们看来，职业打假人一般具有专业的辨假能力和维权法律知识，索赔成功的几率也会大很多。职业打假对净化市场和消费者利益保护都具有积极作用。

 

    从单打独斗到团队作战

 

    相较于十几年前的单打独斗，如今的王海不论是在人员力量上还是在质检维权的力量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他办了一个热线，每天都能接到好几个爆料电话。

 

    今年夏秋之际，有一天，王海收到一段视频，视频那端的爆料人拍了一个没有生产许可证的商家，利用酒精勾兑酒来冒充粮食酒。

 

    看完视频，王海马上安排人取证，证实了这段视频的真实性之后，他从这位经销商手里买进大批白酒，送检。据王海透露，除了利用酒精勾兑酒来冒充粮食酒之外，这次的“战利品”里，还有添加塑化剂的。

 

    “不过依靠爆料还比较少，更多的是自己的团队找出来的。”王海说。在他的团队里，每个人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比方说我要打肉类产品的假，那我找的人，要么就是做过肉类生产的，要么就是做过检验的，总之，肯定对这个领域非常了解。”

 

    随着他打假的名声越来越大，很多其他热心打假的人士也会将爆料提供给他。

 

    北京人李承顺（化名）也是一名热心打假的人士。2005年，李承顺在洗澡时，洗澡间正好有台洗衣机在洗衣服，他吸入了洗衣液挥发出来的化学物质，当即窒息。

 

    恰巧王海也关注了这个洗衣液品牌，只不过当时他的关注点是，其中的化学成分是否致癌。受到伤害的李承顺在查阅大量的资料之后联系了王海，告诉他，这种化学成分并不致癌，你们的研究方向错了。

 

    两个立志打假的人就这样隔空成为战友。李承顺英文好，对电器了解深，这些年，帮王海找出了十多个问题产品。

 

    法律收紧职业打假行为

 

    作为打假第一人，王海买到的假货屈指可数。买东西前，他都会把人家商家的信息翻个底朝天。“先了解主体信息，什么人卖的；再了解他所介绍的产品功效有没有科学依据；再看成本和售价。”有报道称，他上街买个包子，都要拍下来人家面粉颜色正不正。

 

    早年的时候，他还跟成都的药监局掐起来过，这些年，他越来越乐于跟政府部门合作。在深圳打假的时候，带了八九十个人，跟在警察后面去一个制假村。没起冲突，对方看他这阵势，没等进村就跑了。

 

    虽然力量与声势壮大，但王海仍然很谨慎。他从未在媒体前摘掉墨镜。二十多年来，形象一直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讲，这叫“风险管理”。

 

    今年8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但是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

 

    在很多职业打假人看来，此条条例意味着法律对于职业打假行为的收紧。

 

    “不能说因为他们是职业打假人，他们的打假行为中掺杂自己的利益，维权就得不到保护，否则企业便可以因此逃避责任。”律师岳屾山说，“维权的最终结果，是要企业为商品质量承担责任。”

 

    (《北京青年报》11.14杨宝璐 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