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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日，国家卫计委发布《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的两份修改征求意见稿。前者放开了医生跨区域多点执业注册，后者删除了现有规定中，“医疗机构在职、因病退职或停薪留职的医务人员不得申请设置医疗机构”这一条款。按照“法无限制即可为”的理解，取消限制意味着，所有执业医生均可申办个人诊所。这震动了整个医疗圈。
“医师将迎来自由执业的春天！”面对解放医生的利好政策，知名医疗律师刘晔欣喜地判断。一旦征求意见稿获得通过，公立医院可能出现医生辞职潮，而私立医院将迎来大发展。相应地，“大街小巷将遍布各种个体诊所，有全科的，也有心内科、神经内科等专科诊所……再也不只是牙医或中医诊所了”。
允许在职医生申办诊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963年，由于医疗资源短缺，原卫生部颁发了《开业医生暂行管理办法》，鼓励多渠道办医。
然而，个体诊所的疯狂生长，加之卫生行政部门管理的相对滞后，迫使国家采取调控政策，以减少医疗事故风险。1980年，原卫生部颁布《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国家或集体办的医疗机构工作的医务人员，不得申请开业。”
1999年的执业医师法，更是让医生“定点行医”成为铁律——医生的执业地点必须和执业医师资格捆绑，诊所逐渐沦为“江湖游医”的代名词。
很快，医疗资源配置不均导致的看病难、看病贵，让业界再次掀起一轮“为医生松绑”的呼喊。2014年2月，北京市卫计委表示，将探索建立医生自主创业制度，允许在职医生开办私人诊所，缓解居民看病难。但前提是，在职医生必须副高以上职称，且在该技术职务上连续任职两年以上——这样的标准，将绝大部分医生排除在外。
与此同时，就医体验却愈加糟糕。2012年，还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任职的龚晓明，前往美国克利夫兰诊所参观学习。安静整洁的环境，让他想起了协和医院喧闹拥挤的门诊大厅。一位患者经历了三次通宵排队，才挂上了龚晓明的专家号。
2015年3月，龚晓明离开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开始自由执业，并创办了“沃医妇产名医集团”。门诊中，他常会接诊子宫肌瘤患者。按照以往的教材，5厘米以下的肌瘤也需要手术治疗，但学界最新的观点是：若无症状，5厘米以下的肌瘤可以不做手术。
“你可以按照过去的标准向患者解释，开刀、赚钱，但换作是你的亲人，你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龚晓明坦言，在公立医院工作时，医院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做，往往会忽视患者的需求。一旦离开公立医院，即便是大牌医生也不得不面临残酷的考验——患者是否还会找我看病？技术、服务，我靠什么吸引患者？
离开体制，让龚晓明意识到“服务”的重要性。如今，很多患者都会将选择权交给他，“龚大夫，您替我做决定，我听你的。”这让龚晓明颇感欣慰，“这是一个陌生患者对医生的信任，不容易”。
尽管“在职医生不得开办诊所”的限制行将取消，但即便征求意见稿能够最终通过，法律上的鼓励也并不等同于实际操作中的便利。例如审批程序的繁琐，劳动人事关系的建立都非一朝一夕之事。
在医生们看来，公立医院的院长们，或许是未来诊所新政落地的最大阻力所在。院长们还没发声，医生们就担心会遭遇或明或暗的“陷阱手段”。“院长会担心，医生会不会把风险小、收益高的病人留给自己，把风险大的患者推给医院？原本在公立医院就诊的患者是否会被分流到医师诊所，从而削减医院的收益？”
（《南方周末》11.11 马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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