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学者散文

    呼唤学者散文，目的是扭转当下散文写作流于技艺泛滥的风气，回归散文最初的功能。

    某些欠于思想底蕴与学识修养的散文，即便有娴熟的艺术技巧、细腻的体验感受，也难为佳作。

    说到为文构章，我想起了卞之琳先生一句精彩的评语。有一次他谈到一位年轻作者的时候，用幽默调侃的语言评价说：“他很善于表达，可惜没什么可表达的”。说话风趣幽默，针砭入木三分。短短一语道出了为文成章的两大真谛：一是要有可供表达、值得表达的内容，二是要有善于表达的文笔，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两者具备，定是珠联璧合的佳作。这个道理，对散文写作，自亦不例外。

    由于我所读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散文名家以及外国文学中的散文作家，绝大部分都是创作者与学者两种身份相结合型的，要么是作家兼学者，要么就是有学者底蕴的作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耳濡目染，自然形成我对于散文随笔中思想底蕴、学识修养、精神内容这些成分的重视。这样，往往容易对某些欠于思想底蕴与学识修养的作品，有不满足感、有欠缺感。这种作品即使是有娴熟的艺术技巧、细腻的体验感受而使人钦佩，但欠于思想底气、学养底蕴、学识储蓄、更缺隽永见识、深邃思想、本色精神、人格力量，恰巧是缺了对散文随笔而言的最重要的东西。

    我“力挺学者散文”不是为了在文化领域里面讨生活，自己多一套碗筷，而是面对着散文的状态，出于自己的真实的文学认知而自认为不应不采取的一种文化态度。什么认知？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文学史的认知，一个是文学实际情况的认知。

    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无论是中外，散文这一古老的文学物种，一开始就不是出于一种唯美的追求，甚至不是出于一种对愉悦感的追求，不是为了纯粹抒情性、审美性的需要，而往往是由于实用的目的、认知的目的。

    中国最古老的散文往往是出于祭祀，记述历史，甚至是发布公告等社会生活的需要，如果不是带有很大的实用性，就是带有很大的启示性、宣告性。中国最早的散文文集《左传》中散文几乎都是叙事：记载历史、总结经验、表示见解，而最后呈现出心智的结晶。

    再看外国的文学史，且不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仅从近代文艺复兴的曙光开始照射这个世界的历史时期说起，以欧美散文的祖师爷、开拓者，并实际上开辟了一个辉煌的散文时代的几位大师为例：英国的培根，法国的蒙田，以及美国的爱默生，无一不是纯粹而又纯粹的学者。说他们仅是“学者散文”的祖师爷是不够的，他们干脆就是近代整个散文的祖师爷。

    这几位近代散文的开山祖师爷，他们写作散文的目的都很明确，不是为了抒情、不是为了休闲、不是为了自得其乐，而都是致力于说明问题，促进认知。

    在他们的笔下，散文，几乎无一是写身边琐事，花木鱼虫，风花雪月，游山玩水，以及种种生活现象，几乎无一不是“说”“论”“谈”，而谈说的对象则是客观现实，社会事态、生活习俗、历史史实以及学问、哲理、文化、艺术、人性、人情、处世、行事、心理、趣味、时尚以及自我审视、自我剖析、自我表述等等。

    从中外文学史最早的散文经典不难看出，散文写作最初的宗旨，就是认识、认知。这种散文只可能出自学者之手，只可能出自有学养的人之手。如果这是学者散文在写作者的主观条件方面所必有的特点外，那么学者散文作为成品、作为产物，最根本的本质特点，存在形态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言之有物”，而不是言之无物。这物该是实而不虚、真而不假、厚而不浅、力而不弱，是感受的结晶，是认知的精髓，是人生的积淀，是客观世界、历史过程、社会生活的至理。

    （《文汇报》10.28 柳鸣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