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也有“少年维特之烦恼”

    对于涉猎过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来说，郭沫若、田汉、宗白华这三个名字肯定不陌生，他们各自在文学史上占据着固定的章节。

    回到1920年，郭沫若28岁，田汉22岁，宗白华23岁。在这一年，意气相投的三人互相写了20封信，汇集成《三叶集》，被认为是中国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三叶集》论及诗歌、戏剧、爱情和人生观，既与他们三人的个人经历相关，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普遍处境。

    郭沫若的痛苦

    三人中郭沫若最年长，当时他对“婚姻问题”也最困惑、最挣扎。彼时他快30岁了，心智应该较成熟，但字里行间所表露的情绪仍相当激烈。这或许是压抑太久的缘故。

    1914年底，郭沫若启程赴日本留学。此前一年，父母不顾儿子是否喜欢、有无恋爱过程，替他“结了婚”。这成了郭沫若“逃”往日本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冈山的六高肄业期间，郭沫若结识了在圣路加医院做看护的佐藤富子。看历史照片，佐藤称不上很美，但彼时的郭沫若觉得“她眉目之间有种不可思议的洁光”。郭沫若与佐藤富子书信往来，还为其改名“郭安娜”。

    安娜21岁那年，违抗母亲定下的婚约，独自跑到东京圣路加医院做护士。相似的命运和处境想必很容易让两颗年轻的心灵碰撞出火花，难怪郭沫若说，从安娜的信里他获得了精神上的甜蜜。

    可郭沫若却是已婚之人，虽然他的婚姻是父母包办、自己不情愿的。他在致田汉的信中说：“法律的制裁不算什么，社会上的制裁也不算什么，最苦痛的是良心上的制裁。”

    悲剧的根源

    起初，郭沫若没敢把自己的真实生活曝光在宗白华和田汉面前。毕竟婚外情有违伦理，万一遭致唾骂或嘲笑，不仅朋友交不成，连声誉也将受损。所以，交往之初郭沫若极少透露隐私。

    按照郭沫若的自省，他和安娜同居已致“灵魂一败涂地”，何况还有了孩子。几日后接到来信，宗白华安慰郭沫若说，一个人做错了事，要忏悔了，也一定要做些好的事情。

    田汉始终主张恋爱和婚姻不得分离，这自然为自由恋爱奠定了思想基础。有趣的是，田汉劝解郭沫若虽观点鲜明，自己却不敢涉足婚姻，而只与“知己爱人”保持非同居的“纯爱关系”。

    在书信最后，田汉与郭沫若同游太宰府。田汉以歌德隐喻郭沫若说：“其实你很像席勒。”“何以故？”“席勒学医，你也学医。不过，你有种关系又像歌德”。“何种关系？”“感情关系！”郭沫若羞愧难当，“我心中只有说不出的苦，我想我今后也不学席勒，也不学歌德，我只忠于自己的良心罢。”

    透过《三叶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既非文学家，也非历史学家，而只是普通的、春心萌动的小伙子。

    而与时下恋爱男女不同的是，“五四”那一代从婚恋问题出发，却并没有拘泥于自身遭际。他们不满足肤浅的心灵鸡汤，而是理性地挖掘造成悲剧的社会根源，引进西方理论，将批判的锋芒逐渐伸向观念领域。这看似小小的切入点，却产生了惊人后果。因为在儒家所构建的社会秩序中，家庭是“三纲五常”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自“五四”起，多少有志青年就是以批判旧家庭为起点，进而瓦解礼教、破除封建、启蒙大众。

    由文艺走向革命

    郭沫若、宗白华和田汉都喜欢歌德，宗白华要撰写有关歌德的论文； 田汉以歌德为例阐述他的婚恋观；郭沫若更是标准的“歌德迷”。1922年，郭沫若译出 《少年维特之烦恼》，他在序引中盛赞歌德“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全身全灵之力以谋刹那之充实，自我之扩张”的精神。

    1982年，《三叶集》再版，增加了宗白华回忆三人友谊的后记。他写道：“我们和当时的青年一样，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太令人窒息了，我们苦闷、探索、反抗——互相倾诉心中的不平，追求着美好的理想，自我解剖，彼此鼓励。我们的心像火一样热烈，像水晶一样透明。”

    现实中，郭沫若及其创造社也以鲜明的文学主张和尖锐的论战风格崛起于文坛。至1925年，创造社的主要成员纷纷由文艺而革命，走向了实际政治。郭沫若日后更是被树立为一面文化的旗帜，这与他此前的狼狈形成鲜明对比。于此我想，“少年的烦恼”终究是有用的。

    (《解放日报》7.30 李金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