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来自不同的工作、生活背景，而今却选择了同一个职业——网约车司机。
专职兼职“拉活儿”
伴随着滴滴打车、优步、神州专车等网络约车软件相继席卷全国各大城市，网络约车司机也开始遍布五湖四海。
秦豫来自河南信阳，他做的是兼职，他将“拉活儿”作为自己的第二职业，大部分的时间他还是花在照顾家里的生意上，“平时，我只要想跑就跑，不分时间。”
今年四月的一天，秦豫大概凌晨4时便出门了，率先登录了优步，结果一分钟不到，系统分配了一单从大兴到望京的车程，“距离真是太远了”，秦豫感慨道。车程还未行驶一半，秦豫的双眼就开始“打架”了，这也是两年来他最为后悔的一趟活儿，因为相较于滴滴，优步所能拿到的“劳务费”较低，同样从大兴到望京的路程，滴滴可达到110元左右，而优步只有不到70元。
家在北京的郭学军已年过六旬，有36年驾龄，退休后，他时常向儿子抱怨自己闲在家中无所事事，于是儿子提出让他当快车司机。
“我都已经退休了，就在门头沟、石景山附近转一转得了，远的地方我也不去。”郭学军每天早晨6时准时出门，整个早高峰都是在车上度过，一直到上午9时半左右，过了早高峰，他便停止接单，开车回家。到了下午4时半左右，晚高峰即将来临前夕，郭学军又重新披挂上阵，直至晚上7时，准时收车回家。尽管每日在车上的时间并不长，但郭学军至今已接了三千余单。
与郭学军一样，李自蹊也来自门头沟，由于他连续工作24小时后就可以连续休息3天，所以他选择了时间相对自由的快车司机。工作之余在路上奔波，这样的生活已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
由于自家孩子正在上幼儿园，“早上送孩子上学，基本上是8时左右，每天下午4时又要准时接孩子，所以我只有上午8时到下午4时这个中间段才会去开快车”。
落差在加大
提及北京的早晚高峰，不禁让人联想到“堵”字。而在司机师傅看来，令他们心痛的则是高峰期间那可怜的“加价”。
李自蹊透露，一年前，早晚高峰期间滴滴打车的奖励在2.5倍至3倍之间，这是加价倍数最高的时候。而现在，同样的时间段，加价倍数却降低至1.2倍。
在李自蹊看来，高峰期1.2倍的奖励并没有什么意义，堵车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不单单是高峰期间的奖励变少，平日里的各项奖励以及司机师傅们所赚的利润都大不如前。
“我曾体验到的奖励程度最高的时候，一天满22单奖励200元；满17单奖励150元；满12单奖励100元；满6单奖励50元。”李自蹊叹息道，“现在是每天满20单才奖励40元，有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奖励。”
秦豫肚中的苦水也不少，“滴滴现在竟然开始收钱了，每100元钱扣除26.3元”。落差之大的确令他难以接受，“这还不算什么，奖励基本也没了”。
“滴滴和优步没合并之前奖励就一直在减少。”每当回忆起从前的大好光景，李自蹊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我跑过最远的一单是从门头沟到通州，在滴滴平台未扣除它所收取的那部分之前，显示的金额是238元，当扣完之后剩余197元，再刨去个人的成本90，我所剩的纯利润能够达到100元”。
网络约车刚刚开始的时候有很丰厚的奖励，而像李自蹊和秦豫这样的年轻人只要有时间就会去开快车。在他们看来，最初的动力正是由于丰厚的奖励政策。
新政即将实施
2016年7月14日，《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将从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
这一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司机师傅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两点：其一是外地车牌号在北京还能否继续做网络约车；其二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也就是司机师傅们口中的运营牌照的问题。司机圈内都盛传着“北京正在研究禁止外地车和外地驾驶员从事网络约车运营”的消息。
对于外地车做网络约车这件事，郭学军表示，外地车主经常不认路，即便开导航也有可能找不到路，索性不允许外地车牌号接单。秦豫则对外地车牌在北京做网络约车不抱希望。
与这条虚假消息恰恰相反的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则明确地出现在文件中，这一举措承认了网络约车司机的合法地位。“不再让人以为我们开的是黑车。”秦豫的一句话道出了万千网络约车司机们的心声。
经常打车的李露表示，网络约车合法化这件事的确给广大乘客们吃了定心丸，网络约车合法意味着司机师傅们的身份合法，当乘客乘坐快车时，可以不再小心翼翼，也不再为自己的人身安全过多地担心，甚至投诉都会有更有效的渠道。选择网络约车更多的原因在于价格相较于出租车更便宜。
“网络约车合法化后，行驶里程超过60万公里的汽车会强制报废，而使用年限达到8年，即便里程数没有超标，也会要求你退出网络约车经营。”秦豫说，“以后网络约车跟出租车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相较于郭学军和秦豫，李自蹊的想法则更为理智。他认为，网络约车合法化的影响还说不好，“我不是专职的快车司机，有空的时候，只要精力充沛，我就会出门接单”。
(文中名字皆为化名)
（《法治周末》9.1 管依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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