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身边的贴心青年黄源

    黄源，浙江海盐人，1934年8月《译文》创刊，他协助鲁迅共同编辑，自此成为鲁迅的身边人。

    今天看鲁迅先生写给黄源的信，所谈的都是关于稿件编辑的问题，有点公事公办的味道，不像写给萧军萧红的信，仿佛父亲对孩子的口吻，近乎于娇宠。的确，跟东北汉子萧军相比，黄源少了一份“野气”（这是他初识萧军时得出的印象），多了一份“认真”（这是鲁迅对黄源的评价）。他远不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却是鲁迅身边一圈青年里极贴心、细心的一位。

    1935年3月26日鲁迅给黄源的信里写道：“河清先生：小说译稿已取回，希便中莅寓中一取，但亦不必特别苦心孤诣，设法回避吃饭也。”当时黄源住在拉都路敦和里（今上海襄阳南路）《文学》编辑部，鲁迅住在四川北路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路途较远，黄源从《文学》编辑部下班后前往取稿，常常先在四川北路的店里吃了晚饭才去鲁迅家里，免得叨扰。鲁迅注意到了，所以特意在信里告诉他没必要这么做。

    许广平回忆里提到，萧红因为把鲁迅当作父亲般依赖着，常常在大陆新村的家里一待就是大半天，跟鲁迅聊这聊那。而此时鲁迅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这让许广平感到十分担忧。黄源在这方面则非常注意，他每次到大陆新村，如果那时鲁迅正在休息，他就在楼下耐心等待。有一回鲁迅下楼来看到黄源，把脸一沉，责备许广平：“是你阻止他不让他上楼吧？”黄源忙解释是因为自己想等三先生（即周建人）一起上楼，替许广平解围。

    鲁迅晚年译《死魂灵》译得很辛苦，黄源不忍心他病中译稿伤神费力，每次拿到译稿，有时就会先压下一段时间，或者建议把文章登一半，剩下一半留作下一期发。因为他知道，一旦登完，鲁迅先生又会不顾性命去翻译。不仅在工作的细节上考虑周到，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更是坚定不移紧跟鲁迅先生。在《译文》停刊事件中，面对生活书店的压力，面对胡愈之等名流前辈的误解，一向文弱的黄源这一次却很坚决，宁可辞去《文学》编辑的职务丢了饭碗也不妥协。《译文》停刊后有一段时间他内心彷徨，曾一度想去日本，已经跟鲁迅先生辞别了，但走到弄堂口，想到对方是大批人马，而鲁迅先生孤身奋战，最终还是没有走。

    1936年8月徐懋庸抱着宗派情绪给鲁迅写信，信里指责鲁迅被胡风、黄源、巴金等“据为私有”，说胡风“诈”，说黄源“谄”。对此，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态度非常明确，断然驳斥道：“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至于他和我的往还，却不见‘谗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没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凭着什么，来断定和谗佞于傅郑门下者‘无异’？”这是亦鲁迅离世前给黄源的评价。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紧接着1937年抗战爆发，萧军萧红在西安分道扬镳，黄源和许粤华则在长沙告别，自此各奔东西。1938年11月黄源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写下《赴火线去——临别给亲友家族》一文，表达奔赴抗日前线的决心，也显示了他脱胎换骨、奔向新生活的决绝态度：“因为我们前面，只有一条路，就是每一个人该用尽他的力量，誓死往前冲而不往后退，把敌人逐出国境！”“假如我的文字能有一分效力，直至敌人出境，不然，则死而后已。”1949年当他作为华东局文化干部重回旧地接管上海，他知道，鲁迅先生若泉下有知，是会为他感到欣慰的。

    （《文汇读书周报》8.29 乔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