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嫌犯的人生迷途

    在电信诈骗之乡，低龄、早婚、无知、生活窘迫成为制造“类徐玉玉案”嫌犯们的共同标签。

    从福建省安溪县城出发，向北经过307省道，三四十公里的车程后就会到达白濑乡下镇村。如果向东南，只需十几公里，穿过高低错落的茶园，闯入视野的是永春县达山村。在地图上，这两个山村像大部分中国无名的村落一样，深居一隅，沉寂无名。

    因19岁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遭电信诈骗9900元而猝死，这两个山村连同在这里生活过的四个年轻人和他们的两名同伙一起被推到了公众面前。

    躲进深山的A级通缉犯

    8月27日，家人再次上山，终于找到了躲在山中数日的陈文辉。“自首，现在就去。”陈文辉不断流泪，木讷地跟在父亲、姐姐和大伯身后。此时，陈文辉并不知道，另外一名同伙郑贤聪也在离他不远的山里躲着，手机已经没电。8月28日9点03分，央视播报：徐玉玉电信诈骗案的最后一名嫌疑人郑贤聪落网，他是自己从山里走下来的。

    从8月26日下午6点开始，附着6人准确身份信息、地址、照片的通缉令在全国传开，连同陈文辉、郑贤聪以及2岁便随父母移居福建的重庆人熊超，均被列为公安部A级通缉犯。晚上8点，19岁的熊超逃到平和县坂仔镇准备投靠亲戚，被警方当场抓获。

    从8月19日徐玉玉去世，到28日晚最后一名嫌犯归案，9天时间，女孩的猝死和凶手的潜逃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

    “我也参与了寻找，我们小时候爱去的一些地方，我都去了。除了山里，他们根本就没处可躲，逃跑都用同样的方式，要不是他们诈骗，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差不多。”在陈文辉的老家，接受采访的陈成（化名）告诉记者，包括陈文辉、陈福地、郑贤聪、郑金锋在内的几个人他都认识，“他们搞电信诈骗的事情，我以前就知道，我劝过，可有什么用呢？”

    网络空间里的酒肉人生

    郑贤聪的微信朋友圈定格在8月19日夜晚9点46分。“终于放松”简单的四个字配上了一段KTV里霓虹闪烁的歌唱视频，十几瓶啤酒摆在桌上，烟雾缭绕。

    在郑贤聪的朋友圈里，晒KTV喝酒唱歌放松的视频几乎占了一半，另外就是晒可爱的女儿，他偶尔也会说“今天终于有所收获，累了一天，终于有点成绩”的话。

    郑金锋的QQ空间里也多是喝酒、KTV唱歌的图片，偶尔也会发发自己泡温泉做推拿的图片，并配上鼓励自己的话：“不拼不搏，哪来的人生，未来哪来的精彩。”陈成说，郑金锋不避讳对自己说在“搞诈骗”，但都是在一起喝酒的时候。

    “搞诈骗的，永春县以前没有，都是外面传过来的。”陈成说。这里的东南方向，穿过海峡，是中国台湾。那里有着200万从安溪县过去的人。“一开始，就是那些人搞电信诈骗，然后带着安溪的亲戚搞，再后来，安溪人自立门户，越搞越大。”当地人许长顺（化名）说。

    郑磊告诉记者，郑金锋和几个人曾经在村口围着烧材料，有人看到过。“就是学生的名单，什么学校的，一大沓。”郑金锋确实这几年变化很大。“过年回家特别得瑟，请大家抽七匹狼，还请人吃饭。”陈成曾建议他，“你这些钱不干净，就给你父母留一点。”郑金锋却说，“你一年赚的，都不够我花销的。”

    相似的经历和生存环境

    制造徐玉玉案的6名嫌犯的大部分家长都表示他们并不知情，只知道孩子在外面打工，“管不了他们，他们也很少给家里补贴钱用。”

    22岁的陈文辉早婚未办结婚手续，且已有两个孩子，其父亲表示，他甚至经常向家里要钱。同样有两个孩子的郑金锋也很少给母亲钱，相反却三天两头向大姐要钱，“每次几百块，都是说补贴家用。”

    郑贤聪27岁，是独子，已有三个孩子，老婆没工作。年龄最大的黄进春35岁，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他们的家庭状况，至少从外观看来并不富裕，最好的陈文辉家虽然盖起了楼房，墙体却一直无钱粉刷。在KTV挥霍的郑金锋，住的还是同母异父大哥的房子，自己的老宅，厨房破烂不堪，但郑金锋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切的欲望。

    “如果知道他们诈骗，我们一定会拉他回来。”记者走访的多名家长都如此说。但显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到底在干什么。

    安溪县反诈骗中心相关人士表示，目前从事电信诈骗的相关人员都呈现低龄、早婚、学历低、家庭经济困难等共同特点。

    来自长坑乡，曾经一起合伙从事诈骗的陈建（化名）和邱林，成长轨迹出奇地相似，两人初中都没毕业，30岁，各有两个孩子，最大的已经10岁。火爆时，这些人曾在一天之内向全国发出上百万条诈骗短信。2012年，有的村庄同时被抓走20人。不止此次因徐玉玉案落网的6名嫌疑人，包括此前更多因从事电信诈骗而被抓的当地年轻人，都以雷同的经历，最终让人扼腕叹息。

    人生的岔路口

    与郑金锋、陈文辉等人熟悉的郑磊告诉记者，像他们这种学习不好、家庭一般的年轻人，大都早早辍学，要么出去打工，要么就在家“鬼混”。“十几岁打工，也都是苦工，去工厂做苦力，当学徒，一开始只有两三百块钱。”

    “以前郑金锋、陈福地都在南安做水暖，做了一年多，嫌钱少，做不下去了。”一位曾经的工友表示，没有文化的工人，就是要靠熬，技术会慢慢变好，工钱也会慢慢增加，但显然，他们都没有这份耐心。

    郑金锋在最近的一次“QQ说说”中写道，“一个人的生活，没人陪你欢呼，也没人陪你哭，嘴边说的一个人挺好，又有谁知道你心中的酸楚。”早年丧父，儿子出生五个月，没有领证的妻子带着女儿离家出走，郑金锋的生活里少不了酒，经常深夜买醉。

    像陈文辉、郑贤聪家中曾经都种过铁观音茶，而随着近几年茶叶市场的低迷，年轻人觉得赚不到钱，“人工一天几百块，以前500块一斤，现在50块一斤也没人要。”郑磊告诉记者，曾经不止一个人拉他入伙干诈骗，但他觉得自己一个月能挣六七千元，且比较稳定，“我养得活老婆孩子，为什么去做那个？”

    但像郑贤聪还有郑金锋、陈文辉，他们早早就有了几个孩子，学历低，父母为普通农民，自己也找不到好的出路，就很难不被诱惑。

    （《北京青年报》9.1 王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