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二代”这群人

    谈起对“法二代”印象，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新宇和《浮云远志：口述老清华的政法学人》的作者谢喆平给出了相近的答案：严谨认真，儒雅谦逊。

    没有人会打着父亲的名义做什么

    新中国成立之时，能称为学者大家的人凤毛麟角。所以，这些在国外留学回来的法学家是如何教育下一代的，人们对此充满了好奇。面对这个问题，几位“法二代”给出的答案却出乎意料，“父亲并没有怎么管过我们”。

    在他们记忆中，“忙”是父辈共同的特点。父辈们常常一回家就呆在自己的书房里，做研究、看资料、写文章，常常到深夜，没时间对自己的子女多一些教导。与其说有什么家规，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才是最好的教育。

    “当时父辈们都很忙，在工作、各种运动等中奔波，大多数人很难顾及家庭和子女。那个时代父母没有时间、机会专注我们的教育。”但是，端木美补充道，“书房是我们从小最重要的课堂。”

    晚饭后，端木正往往会在书房工作到深夜，年幼的端木美半夜起来，会通过书房门缝透出的亮光，知道父亲还在工作。端木美表示，看到他伏案的背影，这其中的触动比语言的教育管束更有效。平日里，父亲不在家，端木美姐弟常常会好奇地溜进书房翻看父亲的藏书和文稿，家里一幅巨大的俄文版世界地图，是他们最初认识世界的窗口。楼秉哲也常常呆在父亲楼邦彦的书房里，更是在父亲的书桌上，看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常人很难接触到的《参考消息》。

    1940年出生的楼秉哲至今还记得，高二那年在父亲书房里看到一则关于美国总统的小故事，“书里写着，美国总统今天卸任，晚上下班回家是最后一次乘坐公车，第二天这个待遇就没有了”。这让当时的楼秉哲有了一个信念：“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碰，碰了就是违规，这些年来这根弦一直在。”退休前曾是原北京机械学院院长的楼秉哲，每次出现都提着一个蓝色的帆布袋，勤俭朴素也是父辈们流传下来的家风。

    而低调则是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特质。谢喆平接触了多位法学家的子女，“印象中他们对人、对事都是很彬彬有礼的，给人的感觉很踏实，无论是父亲在位时或是现在(退休或不在了)，几乎没有人会打着父亲的名义去做什么”。

    用父辈治学的态度工作、生活

    20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恩裕的《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这是1939年他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时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分为6个章节，每一章后面的注释平均多达百条。如果有不同意见，吴恩裕还会在注释中写出自己的理解和想法。

    楼秉哲在大学写课程设计时，多次被父亲楼邦彦耳提面命：注释必须完整，一个也不能少。楼邦彦以及同一代学者认为，“引用别人的东西，只要不是你说的话，一定要把出处写出来，否则别人会产生误会”。

    钱端升的次子钱仲兴谈道，上一代人做学问的风格都是这样，井井有条，认真细致。在钱仲兴记忆中，父亲钱端升的资料总是整理得整整齐齐，他说：“父亲甚至连某年某月某日收到谁的信、给谁寄了信都记在卡片上，记录得清清楚楚”，这样的卡片箱，钱端升有近10个，“我想我们兄弟3个人都养成了这样一种做事的风格”。

    1946年，上小学三年级的钱仲兴跟随全家从昆明回到北京。当时父亲钱端升把兄弟3人都送进了私立学校——著名的育英学校和汇文中学。钱仲兴已经不太记得学费要花多少斤小米了，只记得，“比公立学校贵多了”。

    不仅如此，钱端升还把钱大都(长子)和钱仲兴兄弟俩送进英文学校，课余时间学习英文。每天早餐必须是黄油、面包、牛奶的钱端升，也为孩子们买了《论语》《诗经》这些传统文化经典作品。

    英文甚至比一些外国人还优秀的法学家们并非想象中的一味洋派，吟诗听戏、书法绘画也是样样中意。张奚若在欧美求学多年，生活方式、待人处事甚至思维方式都相当西化，但是对孩子们的教育，却是坚决不能做“高等华人”，外文要学，但是传统文化必须是第一位的，不能“胸无点墨”。

    在“法二代”的记忆中，这些法学精英更多是父亲的角色，慈祥、和蔼、严肃或者寡言。如今许多“法二代”开始用做学问的态度研究、整理父亲的资料、文集，也许通过这些，他们会对父亲有不一样的认识，当时没来及传承的家学风范，会在子孙辈重新兴起。

    （《法治周末》8.23 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