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广岑
上世纪四十年代,北京的太阳宫是乡下,去太阳宫出东直门坐三轮车得走半天。不似现在,坐公交车十几分钟就到了。那时候,去太阳宫对妈和我来说,是件很大的事,这样的机会一年也就一次。
我们出发那天,老张叫来了三轮车,停在大门口,母亲得跟蹬车的讲半天价。因为人家不愿意去,老张只跟人家说“出东直门”,并没详细交代上哪儿去。及至知道上太阳宫,蹬车的就不想去了,嫌太阳宫偏远,回来拉空,挣不着钱。妈不住给人家说好话,还答应送他十个芝麻火烧,蹬车的才勉强答应。
跟蹬车的谈好价儿,我已经迫不及待上了车,妈还在台阶上磨蹭,给看门老张请了个蹲安说,您看家,受累了。老张回了礼,让母亲走好。老北京人的这种礼数忒多,繁杂得让我反感。妈上车后,我们的三轮车走得连门口都快看不见了,老张和老七才转身进院。
三轮车三拐两拐到了东直门,那时候的东直门还有门楼,非常气派。出东直门是个大粪场,东城一片茅房的粪便都在这里集中晾晒。这里永远的臭气熏天,永远的苍蝇成群蚊子打蛋,但是这里的土地相当肥沃。那时候北京的厕所叫茅房,都是在自家院里,蹲坑旱厕,没有冲水马桶什么的。过三五天就有人背着细长的高粪桶,拎着大勺子进院来淘大粪。这些粪被集中到东直门,晾晒成肥,卖给需要的人。别小看了这些粪肥,全东城的粪都在这儿,相当可观。
过了粪场往北拐,路渐渐不好走,两边都是乱葬岗子,坟头起起伏伏,道路坑坑洼洼,有的棺木腐朽破烂,露出地面,里边的内容一览无余暴露在阳光下。蹬车的开始抱怨路坏,做后悔状,母亲就一大枚一大枚地慢慢往上加钱,这都是计划内的。
太阳还没到头顶,我们就到太阳宫了。车夫在村口停住,再不往前蹬,说村里的路太烂,他心疼他的车。我和母亲只好下了三轮,大包小包地拎着东西往村里走。
我们去的那家姓曹,我管女主人叫二姨,管男主人叫二姨父。我母亲没有姐妹,这个二姨是她在朝阳门外南营房做姑娘时的闺蜜。她们俩都是给作坊做补活的,各自凭着手艺养家糊口,是患难姐妹。后来,二姨嫁了种菜的曹大大,我母亲嫁了教书的父亲,姐妹俩的环境由此而大相径庭。母亲是父亲的填房,成了教授夫人,二姨成了种地养羊的村妇。
二姨有个儿子,在太阳宫村生的,给取了名字叫“曹太阳”,二姨父嫌这个名字太大、太满、太正式,顺了个小名叫“日头”。日头爱画画,我把他画的鸡冠花拿给我爸看,爸说,曹太阳长在太阳宫可惜了。
我们还没进村,曹家的大黄狗就从旁边的菜地里钻了出来,绕过母亲,照直奔向我,立起身子把前腿搭在我的胸口上。我说,去!
黄狗在前头屁颠屁颠地跑,不时地回头看我们。我和母亲在后头跟着。母亲说,这狗招人待见。黄狗回家报了信儿,曹家的人迎出来了。
(《去年天气旧亭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