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７点半，家住北京双井的孙女士挤进了北京地铁１０号线，前往中关村上班。她不知道的是，这条北京最繁忙的地铁线路，在２０１５年全年减少了近１亿人次的客流量。
截至2015年末，北京、上海、广州常住人口总数达近６０００万人。但随着相继提出的人口控制和疏解政策，去年，北上广等城市隐现“人口拐点”的信号。北上广今年上半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出现核心区人口减少，上海出现人口负增长，广州出现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
北上广人口拐点来临？
据了解，在被疏解的对象当中，与超大城市定位不符的批发市场、中低端产业从业与就业者占比较大。
实际上，北上广地方政府近一两年都在大力推进人口疏解的工作，而基层官员的任务压力陡增，“市一级大会上，区级官员谈起人口疏解指标都十分谨慎认真。”一位政府官员说。
中国社科院张车伟认为，当一个城市经济仍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人口的增加就是必然的结果，做人口减法比做经济加法确实要难。
记者在２０１６年北京地方两会看到，核心城区都将人口疏解问题列入了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５年北京某区曝光地下公寓大肆改建群租房新闻后，该区区委书记曾亲自查办处理。
“地方政府设立人口红线，每年设置人口疏解指标，起码从‘账面’上给不堪人口压力重负的超大城市，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并以搬迁市场、拆除违建、清理群租房等城市管理形式积极推进。”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说。
夹缝中的“村外村”
北上广的巨大资源虹吸效应，让大量疏解目标人群不愿轻易离开。
在北京，一直居高不下的房价、房租，证明了高中低各层面外来人口对于这个大城市的刚性向往。地产投资是人口流入流出的风向标，北京、上海地王频出，印证了其强大的人口吸引力。
根据北京市近期公布的人口疏解计划，今年，故宫周边、百荣世贸商城、永外城文化用品市场、南锣鼓巷主街、簋街和东华门小吃街等区域都要启动疏解。但同时，仅在北京东二环至东四环沿线，至少有十家大型购物餐饮场所数以万计的中低端劳动岗位都是刚需。
记者日前在北京市东城区某危旧房改造后的新型社区看到，尽管小区里每套房子都价值数百万元，但在楼房不起眼的入口下面，一条长长的、坑洼不平的通道尽头，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在仅１．５米宽的狭长走廊两旁，每个出租屋门口都堆放着鞋子、水桶、垃圾袋甚至自行车等各种杂物。走廊的尽头是公共洗手间，挤满了忙着洗漱和方便的住户。据“二房东”介绍，这类地下出租屋内多住着从事餐饮行业的服务员和厨师以及其他外来务工人员。
数据显示，北京市上半年服务业用人缺口高达１７．６万人，上海市今年餐厅服务员、厨工的岗位缺口与求职人数比高达９：１。在这种情况下，被疏解的人口只得一层层向外转移。
记者多次到北京朝阳区与顺义区交界处的孙河乡沙子营村调查，２０１６年，随着产业调整、清理违法群租房等措施，该村外来人口从高峰时的１．６万人减少至七八千人。离开的七八千人中，一部分返回了老家，还有数千人搬到了位置更远的顺义、昌平等地。
胡刚表示，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在城乡接合部，违建遍地，在传统村庄外形成了外来人口聚居的“村外村”。
寻找平衡点
大城市还面临人户分离的问题。据了解，在城市核心城区，由于教育、医疗资源相对集中，不少人青睐将户籍迁入，给城市人口管理带来很多弊端，也与人口疏解的大方向相悖。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人户分离是北京人口疏解面临的重要问题。而且在北京人户分离的很多是高端人士，包括国外定居、调离北京、异地交流任职、经商人群等等，这些人“人不在户籍还在”。
不管是哪一类城市常住人口，当下超大城市受限于资源与环境压力出台的人口疏解政策，都将继续在实践中寻找平衡点。人口疏解不能伤害城市自身活力，忽视对部分行业劳动力的刚性需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已成为北京黄金年龄段的就业主体，如在北京１６－１９岁、２０－２４岁、２５－２９岁的常住就业人口中，流动人口分别约占９２％、７０％和５４％，部分行业对流动人口的刚需增强。
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表示，对于大城市的人口调控，更应该注重人口结构、素质和合理布局。
而对于大都市圈的整体规划，目前工作在北京、上海，居住在燕郊、昆山等地的人，其潮汐式工作生活带来的交通、教育、医疗等问题，也需要统筹协调解决。
这两年受到高度关注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也与此相关。据了解，通州预计还能承接大约４０万人口。未来，通州将吸纳城市核心区的优质医疗、教育资源，全面建立起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定位相匹配的三级医疗、教育服务体系。
疏解人口是系统工程
城镇化初中期,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一个必然过程。在中国,以北上广为代表的特大城市确已逼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加强人口控制和疏解是非常现实的议题。
就目前特大城市疏解人口工作而言,虽然人口增长会给城市带来负担,但城市的活力源于人,城市的繁荣是生活于其中的各行各业的人共同创造的。正如在良好的自然生态中,大树、灌木与小草各争其荣,健康有活力的城市生态,也需要不同行业相互协作。
因此,疏解人口是一个系统工程,千万不能陷入简单化思维。从生活经验看,城市里很多看似“低端”的产业,其实是城市生活的基本需求派生出来的。一旦这些“低端供给”被消除,“高端从业者”的生活也将不便,人们将花更多时间做自己不擅长的事,生活成本也将提高。
“城市病”是典型的“综合征”,要对症下药,更要综合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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