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冬夜，七君子同时被捕

    ■潘大明

    1936年11月22日晚。初冬入夜，北风透心，卷动凋落的黄叶漫舞而起，发出阵阵寒栗的簌簌声，惊悸中给人不祥的预兆。

    女孩目送着父亲李公朴被押进囚车，多年后她执笔写下了当时的情景：

    22日夜里，我已睡熟突然被吵闹声惊醒。睁开眼，满屋都是陌生人。有的是国民党的警察，有的是法租界的巡捕，气势汹汹，蛮横无理。父亲正在和他们争辩，后来听父亲说了一声“我跟你们走”，他什么也没有拿就走了……我胆怯地问母亲：“爸爸到哪里去了?”母亲说：“被他们抓起来了！”我追问母亲：“他们为什么抓爸爸?”“因为你爸爸爱国。”母亲像是答复我，又像是在问别人：“爱国也犯罪吗?”

    沙千里的母亲与儿子共同生活了三十七年，儿子每次出门必先告诉母亲，现在儿子突遭逮捕，母亲的担忧、伤心可想而知。沙千里在狱中写下被捕时给老母和妻子带来的惊惧和忧愤：

    我那时已经知道他们的来意，母亲更惶急起来，我身上仅穿着单衣，我一面请母亲去开门，一面自己去穿衣。

    开了门，五六个彪形大汉和一个高大的西探，一拥而进了我的房中，气势汹汹，形如虎狼！有的把电筒四面照射；有的翻查我的书架……我也一再问他为了什么事，他们极力催促我穿好衣服，跟他们走。

    六十七岁的母亲在万分惊慌中，还保持着相当的镇定，命我穿得暖暖的。桂灵本来酣睡着，被大声叫醒了，见到这许多人在房中，似乎莫名其妙地呆住了半晌。她看清了这样的形势……悲痛和惊骇的神情，在她含着泪珠的眼里，可以看出来。

    史良的母亲也是一位慈蔼的白发老妪。她那双骤然变得模糊的眼睛，凝视着女儿，瞧着她穿上旅行服，好像要出远门去旅行的样子，随后跟着来人，出了家门。女儿反手关了房门，屋里留下一片寂静。

    就在此刻，上海愚园路桃源坊51号走出一位银须飘拂的老者——沈钧儒身材矮小，双眼矍铄放光。他脚下生风，步履矫健，即使等待他的是囚室，也没半点拖泥带水。沈钧儒捋着长髯，轻松地对赶来的儿子交代：“去去就来。”

    22日晚，章家客厅集聚着一部分救国会基层骨干，商谈下一步工作和对时局的分析。深夜，一些路远的人留宿在章家。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章乃器惊醒，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劫数难逃。他首先想到暂住在家里的朋友，在妻子协助下，把留宿人员安排到另一间房里，自己下楼开门。

    十多个警探涌入，把章乃器包围住。为首的法国警官用英语咕哝了几句。章乃器点头，回答说他要打电话给朋友。他拨通宋庆龄寓所的电话。他的情况不同于其他六位君子，他是宋庆龄发起的中华武装自治会重要成员，这个中共外围的秘密组织，一直被南京政府视为仇敌。

    两个包探在书房搜抄他们需要的证据，最后带着几捆救国会的宣传品上了车。章乃器敞着大衣走出大门，登上警车坐在一侧，警探紧挨在他的左右。

    23日凌晨，王造时——留学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著名教授，从容地披上皮袍，吻别四个年幼的孩子，在孩子的哭声中登上警车。几个稍大的孩子缠着母亲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母亲耐心地回答：“很快就会回来。”

    23日零时，邹韬奋躺在辣斐德路601弄4号（今复兴中路）寓所的床上。2时半，夫人沈粹缜在睡梦中被一阵凶恶的敲门声惊醒。身边躺着的丈夫醒来，屏息听了一下，意识到将发生什么，披上外衣下楼打开后门。涌进四个持枪的人，领头的是高鼻梁蓝眼睛的法国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官员。邹韬奋用流利的英文说：“我不会逃，请你放心。我要穿好衣服才能走，你上楼看我穿好一同去。”

    当日，上海一家消息灵通的小报，率先在头版用大号铅字标出“今晨七人被捕”，内容寥寥不足四十字：“本市消息，今晨二时半，市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及法租界捕房，逮捕七人。上午解法院。”七人的姓名没有透露。

    （《长河秋歌七君子》中西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