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眼中的官员出书

    目前，官员写书出版大致分三类：一类是以王跃文为代表的官员作家群体，他们的书有成为畅销书的潜质；二类是行政级别较高的官员，他们的书通常被系统内部自行消化；三类是一般公务员出书，若不走自费出书，则很难出版。

    某部委直属出版社的宋编辑接到出版社下派的任务，给一个单位出版一本论文合集。准备与对方签订出版合同时，接到对方联系人的电话，提出一个“无理”要求，要将该单位一名副处级领导的诗集与论文合集捆绑出版，两本书的费用全部摊到单位的论文集上。对方承诺，事后可以给宋编辑一点“好处费”。

    宋编辑意识到，这是典型的公款出书夹藏“私货”。如果在电话里严词拒绝，可能会影响出版社与该单位的往来关系；如果同意，则违背了出版人的职业操守，是在为腐败开后门。

    官员出书百态

    该社编辑部主任透露，这种瞒天过海的现象并不是偶发，“八项规定”和纠“四风”以后，官员公款出书大为收敛，但仍有不少“聪明过度”、想钻空子的官员，意图采取隐蔽性的措施来“越轨”。

    最后，经过编辑室主任与该官员沟通，单位公款出版的论文集只能按出版社标准的流程一书一报。至于官员的个人诗集，单独与官员本人签订出版合同，费用由该官员自掏腰包。

    宋编辑表示，出版界不少朋友做单位公费图书，都会接到类似电话，有的出版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把书出了。有一些出版人坚持原则，坚决不做这类“见不得光的操作”。

    宋编辑说，他不太喜欢与出书的官员打交道，“我们真诚为作者服务，但并不等于要低声下气地伺候作者。很多官员还在用为官的思维来为文，与他们交流起来太累了。”

    目前，官员写书出版大致分三类：一类是以王跃文为代表的官员作家群体，他们的书有成为畅销书的潜质；二类是行政级别较高的官员，他们的书通常被系统内部自行消化；三类是一般公务员出书，若不走自费出书，则很难出版。

    大部分出版社都有主管单位，系统内的官员出书，往往都找系统内的出版社。有两种出版形式，即自费出版和本版出版。自费书就是由作者提供稿件以及运作资金，自费出版者拥有著作权的图书。本版书就是纳入出版计划的书，出版社拥有所出图书的出版、发行权。

    上述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指出，官员署名出版的图书多为论文汇编、讲话稿甚至会议记录。印刷之后，向上级领导交几本书彰显政绩，向下级强制摊派。正司级以上的领导出书，即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很一般，但有一定的政治导向作用，出版社出于影响力的考虑，也会让有经验的责任编辑负责。

    大部分官员在与编辑沟通时能放下官架子，听取编辑的专业建议，也不乏个别官员固执己见，甚至耍官威。

    该社一名综合图书编辑室的女编辑接到某市局长的稿子，此局长不懂出版流程，一不合拍便在电话里训人，一次把女编辑骂哭了，还要求更换编辑。结果连换三个责编，书也没能做出来。

    某中央级出版社社科图书编辑透露，自己一年经手近30本左右用公款出版的图书，其中，三分之一为不动销书，堆在仓库或者被出书方自行销毁、当废品卖，按每本书出版费用两万元计算，再印刷几百册至上千册，合计下来，浪费巨大。

    出书消费的是公权力

    据某出版社编辑介绍，当前大部分官员出的书文学性较差，出版价值不高，印量却不低，有的能达到3万册以上，且最终印数基本和官员的级别成正比。并且，官员自己的包销数量大，有些官员的书根本不需要宣传，也能稳赚。

    这实质是权力“越轨”在文化领域的延伸，官员通过出书的形式消费“公权力”，通过卖书的形式勾兑“权钱交易”。官员出书有普通作者无法染指的人脉资源。

    现实中，官员加入各级作协或挂个头衔比一般写作者容易。中国作协会员、内江市作协副主席曹永胜称，地方的市、县级作协绝大多数只是在民政部门备案的组织，无编制、无经费，官员兼任职务仅为荣誉。中国作协和一些省作协每年有重点作品的扶持计划，扶持资金2万元上下。

    另一名同为中国作协成员的官场小说作家则表示，宫员加入作协，一是看中圈子人脉；二是让自己的作品更容易出版，重点扶持作品的筛选除了作品本身的质量，“关系也非常重要”，有权势的官员关系自然“硬”，其中奥妙，不道也明。

    一名纪检系统的科级公务员说，他所在市的一名局长是省作协会员，该局长的一本诗集被纳入该市作家的一套文丛，出版费用由宣传部埋单。像他这样既无人脉也不“兼职”的人出书，大都只能自费。

    中国作协因官员贪腐案被除名的几乎年年有。从2009年至今，中国作协已经开除了9名贪官的会籍。作协曾在2015年5月发公告称，落马的原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的会员资格已被取消，他也成为十八大后首位被中国作协除名的省部级高官，同时被除名的还有因贪腐被查的原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冯伟林。

    冯伟林的《谁与历史同行》一书，曾被作家李元洛举报抄袭自己的《宋词之旅》达17处之多，“最狠一处抄袭了大约两千字，连标点符号都原封未动”。虽被举报抄袭，冯依然凭借此书获得“冰心散文奖”。

    有的官员不入作协，但热衷于跟知名文化人交好。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的佛山市政协副主席廖东明，媒体曝出其出版的长篇小说《太阳升起》是作家莫言写的序言。

    官员卖书也有“特殊”的销售渠道。

    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的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以强行“搭车”售书的方式受贿，他编著的号称包含治疗各种疾病奇方的《寿世补元》，定价高达368元。

    四川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汪风雄落马前曾著《雄风如歌》一书，该书定价58元，贵得离谱。该书一度位列成都书城最佳畅销书第4名。一名学校校长坦承，当时是“上面要求买的”。

    为官员出书筑起“防火墙”

    官员身处体制的中心，对政策的解读、导向的擅变、信息的更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经过实践、思考、积累、沉淀下来出的书，不乏真知灼见。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力的文集《电视不是疯人院》，作者通过多年从业经验，针对广播电视节目热点问题进行思考和评论，受到业界好评。

    因此，不是说官员不能出书，但作品文稿由他人代笔，出书费用公款埋单，卖书收入进自家腰包，乃官员出书腐败的诟病所在。“雅腐”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出书本身，而是不良官风与监管制度不健全。

    （《廉政瞭望》2016年第14期 曾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