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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了内地，融不进香港……有专家称，两种文化背景的冲突会影响孩子们的身份认同。
5岁的香香坐在客厅的板凳上，怔怔地盯着卧室的门。
卧室里，她的父亲仇伟正在给妻子伊秋红打电话，声音忽大忽小，有两句传到了客厅，“那么多双非孩子，别人怎么过的？非要这样吗？”
最近，伊秋红和仇伟又吵架了，导火索是香香的读书问题。
仇伟说，随着香香慢慢长大，他和伊秋红的争吵越来越厉害，“她怪我当初做主在香港生下香香，说我有本事生没本事养。”
这次吵架后，伊秋红扔下仇伟和两个孩子，离开深圳回了江西娘家。
在内地和香港，人们把香香这类出生在香港，拥有香港永久居住权，但父母都是非港籍身份的儿童叫做“双非”儿童。目前在内地的双非儿童累计人数超过20万人。随着他们的成长，到2016年，适龄入学儿童人数进入高峰期。
曾经觉得很美
五年前，仇伟夫妇刚生下香香的时候，他们觉得一切都很美好。
2003年，仇伟和伊秋红从老家安徽到深圳打拼，三年后，开了家陶瓷店。2010年，他们在罗湖买了一套100平米的房子，并取得了深圳户口。他们把大女儿接到深圳，一家人的生活圆满幸福。
这个时候，仇伟的父母开始催促他们生二胎。
半年后，伊秋红怀孕了。在中介运作下，仇伟和伊秋红在香港生下了香香，一共花费十万人民币。
“当时，我们生意不错，经济条件好，并没有觉得这是多大的负担。”伊秋红说，“在香港生育期间，享受到了香港的服务，甚至觉得挺值得。”
香香3岁的时候，伊秋红和仇伟去香港叩门，所谓叩门，就是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学校。2014年，仇伟夫妇为香香选择了一个距离香港上水不远的幼儿园。从此以后，香香加入了跨境学童的大军。
“早上七八点，下午五六点，是孩子们上学放学的高峰期，深圳通往香港的各大关口，黑压压的全是小孩子。”仇伟说。
深圳跨境学童服务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到2015年，跨境学童总数达到24990位，其中幼稚园10364名，小学11774名，中学2852名。这些跨境学童通过福田口岸、深圳湾口岸、罗湖口岸、文锦渡口岸、沙头角口岸、皇岗口岸进入香港，其中最多的一个口岸为福田口岸，每天通过的学童达到9021人。
“我一般把香香送出关就不再回家了，一直到下午四点半香香放学，我都呆在口岸附近等她，因为中间两三个小时不够来回折腾的。”伊秋红接完香香以后，又带着香香赶去大女儿的学校接萌萌放学。
伊秋红说，“那时候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因为她明显看到香香的“成长”。
“懂礼貌，说话细声慢语，会体谅人。”伊秋红说，“你给她盛一碗粥，她都会说一声，‘谢谢妈妈’，让你心里甜甜的。”伊秋红说，直到现在，香香看到别人扔垃圾，都会过去捡起来。
改变
改变发生在六个月以后，仇伟因为与朋友合伙开一家新的店铺，投资失败，亏损了八十多万。
“那次，家里的积蓄掏空了，还欠了三十多万。”仇伟懊恼地说，“考虑到香香的情况，我应该每一步都很小心的。”
“我就和丈夫商量，让孩子回来读书。”伊秋红说，她也重新回到一家私营公司上班。
对于伊秋红这个决定，仇伟很不满意，“当时在那里生下孩子，就是为了让孩子接受那边的教育，现在回来，我们以前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
再过几个月，香香要读小学了。两个月前，仇伟电话咨询罗湖教育局，得到的回复是，港籍儿童不在义务教育之列。如果香香在深圳上学的话，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深圳的港人子弟学校，二是去办有港籍班的民办学校。
在深圳市教育局官方网站上，多名家长咨询孩子就学问题，教育局几乎给出了一样的回复：港澳籍人士子女原则上到港人子弟学校（国有民办）或其他国有民办学校申请学位。
据记者了解，深圳现有港人子弟学校2所，开设“港人子弟班”的学校9所。
记者了解到一些学校的收费标准：罗湖港人子弟学校每学期各种费用要7000元左右。南开学校港籍班国际班每学期收费19200元，普通班为每学期6000元。
这个学费让伊秋红无法接受。“在香港读小学，几乎是免费的。”她说。
“即便是读了港人子弟学校和港人子弟班，也不能升深圳的中学，不能参加内地高考。”仇伟说，“最终还要回到香港读书。”
最终，伊秋红和仇伟商量，让孩子回香港读书，第一可以减轻学费负担，第二可以让孩子未来更好地适应香港教育。
但这个想法，因为一个月前的那次争吵，暂时搁置了。
回不来，也回不去
仇伟加入了一个微信群，群里的成员都是像他一样，家里都有个港籍孩子。
“微信群有三十几位家长，整天滴滴不停，都是在埋怨，埋怨孩子上学问题解决不了，埋怨送孩子上学太累，埋怨丈夫或妻子当初的选择……”
深圳政协委员陈昳茹加入的一个微信群里，也充满着怨气。陈昳茹从2010年开始关注“双非”儿童，一些家长都向她求助，并把她拉入多个双非儿童交流群中。
这些双非家庭谈论最激烈的是孩子读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能读深圳公立学校？我们也是给深圳纳了税的！”
即便是那些富有的家庭，也有父母叫苦。刘阳家里住别墅，丈夫开着一家互联网公司。她告诉记者，每天带孩子跨过关口，到香港读书，大人累，小孩也累。
刘阳的孩子齐齐在香港北区一所小学读一年级，“孩子每天早上八点多上课，我们每天必须早上五点多起床开始准备，怕迟到，不敢开车，只能乘地铁。”
有些家长受够了来回奔波，就在关口或者香港租房子。邱方在香港与别人合租，一个单间，不到三十平米，每月7000元人民币。
“就算是我们这个群体中的土豪，为了孩子读书，每年花费十几万租房，压力还是很大的”，邱方说。
他们不是“夹心饼干”
回来，回去，简单两个词，仇伟看到了和自己一样的双非家长们的纠结。
香香离开香港的幼稚园以后，仇伟托关系把她送到罗湖一家私立幼儿园读书。他发现，孩子总是闷闷不乐。
有一次，老师给香香讲话的时候没有蹲下来，香香就问老师：“老师你不喜欢我吗？”老师问，“你为什么这么说呢，老师喜欢你啊。”香香说，“老师喜欢我为什么不蹲下来和我说话？”
旁边的一个小朋友说，“香香不懂礼貌，不尊敬老师。”
香香反驳旁边的孩子，“老师和我们都是一样的。”
两个孩子因此争执起来。
双非儿童在两种文化背景下成长和生活，有些问题处理不好，两地的误解会体现在他们身上，会影响他们的身份认同。
2010年，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及深圳市罗湖区妇女委员会合作成立了罗湖区跨境学童服务中心，香港服务社内地服务发展总监王艳冰担任负责人。
“中心的20名员工全部是来自香港的社工。”王艳冰说，他们的任务是帮助深圳跨境学童和其家庭学习英语、粤语、繁体字，帮助他们了解香港社会，目的是让他们更好地融入香港社会。
王艳冰说：“我们目的就是让孩子们知道，我们都没有放弃他们，他们是天使，不是夹心饼干。”
今年深圳两会，陈昳茹提交了一份关于将港澳籍学童纳入公办学校教育的议案。她告诉记者，深圳市教育局已经给她回复，说议案已经在研究中。
（《新京报》4.19 安钟汝 罗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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