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维生”始收藏

    身兼书画家、收藏家、造园师与烟斗鉴赏师的黄永玉说过，如果当年只玩木刻，并满足于以此谋生一辈子的话，他人生的经度与纬度都会萎缩很多。

    信然。靠玩一样东西来“维生”且玩得精彩万分的人，或许有，但定然属于凤毛麟角。为什么不推崇为“维生”玩收藏呢？原因很简单，收藏是一个不断积累知识、滋养眼力而厚积薄发的过程，一般不可能靠此“维生”；二者，从整个收藏界的情况看，一些高档次藏品几乎被大藏家们收藏殆尽，在市场上流转的藏品即便是真品，大凡也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东西，靠此增值“维生”又怎么可能？三者，真正的收藏，其着眼点在于文化价值，只有憧憬于文化价值，才有可能往收藏的深处里玩，并玩出可持续的无限兴味来。

    对一个普通的收藏者来说，若能摒弃“维生”的陋念来玩收藏，那么相对比较容易玩出平和的心态、丰沛的趣味。

    有些藏品，或许物质价值并不高，将来也很难有巨大的增值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文化价值也低。比如，有人为避免同质化收藏，对科学仪器的收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像旧时的天文、计量仪器等。这些东西，物质价值无几，但科学、历史、文化的价值无可估量。须知道，这些器物的演变，是科技史的一个缩影，也映照着人类的智慧之路，这样的收藏岂能没有趣味和意义？

    对收藏大家而言，不为“维生”羁绊，才能够玩出责任担当，玩出精神境界。收藏大家张伯驹无疑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凭借丰厚的理论知识和实战经验，先后收藏过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李白的《上阳台帖》、范仲淹的《道服赞》等，有人误以为这是因为张伯驹有钱。要说他有钱倒也不假，但要说他有大把大把的闲钱玩收藏的话，那是大错特错的了。

    要知道，后来的张伯驹早已不是过去的张公子，他买《游春图》，是把北京弓弦胡同的一所宅院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妻子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黄金，才从玉池山房老板那里弄来的。难怪张伯驹曾经如此感慨：“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是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畲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张伯驹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由此观之，张伯驹的收藏并不是为了赚钱“维生”，而只是为了留住国宝。

    想起了他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不为‘维生’始收藏，只替国家尽入囊”，张伯驹其言其行自是升华了其收藏观。

    （《解放日报》4.7 赵畅）